构建中华文明基因坐标系、探索文物资产系统化管理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迫切需要以优质资产来化解，新质发展则需要文化经济的创新模式。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举办的“2024博鳌博物馆文化博览会”（三博会）上，学者们给出了全新的观点。

重大课题以发掘“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为指导，以科学方法的创新和集成为主要驱动，以实施“中华文明基因标准物证遴选工程”（“文基工程”）为主要内容，依据全新世以来的文化地层、馆藏文物和社会文物的科学发掘和科学确证研究成果，系统遴选基因型文明要素的标准物证，构建中华文明大科学体系的可观察、可比对、可复制的标准参照系，系统阐释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分化、传承与创新。

“欧美工业文明的话语权重在标本系统和标准物质，前者是组织准入门槛，后者则是市场准入壁垒。”“三博会”秘书长冯广平研究员说，“在文化经济赛道上，我国具有天然优势，馆藏文物超过1亿件套、社会文物超过4亿件套，文物资产总额超过300万亿。”其他文明体要么古而无绪，要么强而无根，根本不具备这样连续积累的资源优势。“文基工程”的核心目标是借鉴标本系统的经验，聚焦于结构和功能稳定的基因型文物要素，建立中华文明的实物证据坐标系，从根本上巩固我国文化经济的话语权。课题主要负责人鲁智勇博士认为，我国的文明形态和性质在起源伊始就表现出独特的个性，“我国先民从集体定居开始，就开始基于血统和法统等自然权力的制度设计，表现为高度的规划性和战略性。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定居场所、军事用具、祖庙陵墓、社稷坛、中心建筑、八卦和文字、玉器、玺印、学校、天文台、货币、度量衡等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组。”鲁智勇说。

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是中原地区，河南省文物局原局长田凯系统总结了中原地区已发现和发掘的重要文化遗址、文化地层和典型文物。“中华文明基因标准物证的遴选首先需要标准，尽管这个工作非常繁重负责，但科学价值重大，这一套标准参照系是我国文物资产系统化管理的基础。”田凯说，“我国的文物资源赋存数量巨大，文物资产的系统化管理需要从法律法规、组织协调、科技支撑、市场监管、金融赋能等多个方面进行整体化、系统性设计。”著名经济学者赵海均在会上分析了我国在上一个经济周期消解负债的成功经验，他认为当前我国面临的债务危机也是一次巨大的机遇，成功化解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扬帆远航。“文物资产是我国政府拥有话语权的优质资产，完全可以作为数字人民币的锚定物”，赵海均说：“300多万亿的文物资产，经过科技与数字人民币的加持，不仅可以一举消除所有地方政府债务，而且能为国内统一大市场带来充足的发展后劲。”

本届年会在推动文物系统性保护的科学集成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中国科学多家研究机构包括理化技术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单位都参与重大课题研究。“硬科学技术的加入，不仅在践行‘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的讲话精神，也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王保平说，“科技考古方向的建立，把田野考古专业人士的长期经验积累，与快速、精准的科学方法和装备有效结合起来，为地下文化遗址、文物窖藏、古墓葬等文物资源的本底调查提供可靠高效的技术支撑。”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许冰研究员梳理了用于文物本底调查和系统性保护的相关储备技术，包括地层年代测定与类型划分、文物年代测定技术、近地物探技术、区域地质地理与文化遗产本底调查等。“在解决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本底调查和分级分类管理方面，中科院有较多的‘技术冗余’和解决方案，学科横向联合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可行的。”他说。

重大课题强调成果应用转化，开辟“中华文明基因活态传承与行为引育法研究”方向，面向文物系统性管理与活化利用需求，以文明要素活态传承的结构和功能设计为主线，统筹现有儒家、道家和佛家文化传播主体和群众基础，打造以书院为载体、以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为主要任务的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服务体系,构建可学习、可复制、可传承的文化传承和社会治理活态样本。“我国的文化传承大多表现为言传身教、面授机宜的行为引导和环境育成系统。”课题负责人苏启说：“实现文明的活态传承，应从人才需求和人才规格端入手，着力打造师资的行为引育能力和文化传承能力，培养学生的文化底蕴和创新能力。”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需求背景下，文化底蕴和创新能力俱佳的“双创”人才本身就是生产力。（咸宁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