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促进新动能积厚成势，传统动能焕新升级

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讯  4月1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数字经济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人大深圳社会科学沙龙第45期“‘十五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前瞻洞察”系列第一讲，特别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数字经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作题为《促进新动能积厚成势，传统动能焕新升级》的主题报告演讲。报告提到，一方面，以土地和房地产为主的传统动能出现衰竭，需要考虑传统动能怎么转型、怎么升级的问题。另一方面，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动能展现好的势头。但新动能的占比、新动能对整个国民经济整体性的影响，尤其是老百姓的参与度等，依然相对较小。新势头怎么样变成主动能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新一轮的成长，正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发展关口。

刘守英指出，中国未来新动能要依托于新经济形态，即数字文明形态的构建。只有这个形态成熟构建出来之后，新动能才能够完整确立。当前，我们仍处于数字文明形态的构建过程中，可以通过6个特征来反映。

第一是技术革命。任何经济形态的构建打头阵的一定是重大技术突破，这一轮数字文明形态的技术革命起点是编程，“万物均需互联、一切皆可编程”。计算机和手机的普及，网络和通信技术结合带来信息产业的发展，以及传统产业各环节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数字技术，这一技术突破的最重要标志是知识创造的方式发生变化：在工业文明时代知识创造的主要方式是脑力劳动替代体力劳动，而现在人工智能可以逐步替代人类的某一些脑力劳动。

第二是（生产）要素。工业文明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要素是技术，技术的进步改写了农业文明时代的生产函数。数据、算法、算力结合起来，能否成为新的核心生产要素，能否改写生产函数、改写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带来全面的产业革命和深度的生产力革命，现在都处于变化过程当中，是新一轮数字文明形态正在演化的重要标志。

第三是平台。平台经济实际上成为了数字文明形态下的新组织形式，其突出特征是出现了平台支撑的市场、企业和政府职能的协同。平台是新的经济运行方式，它实现了市场、企业和政府的协同组合。

第四是空间。人类的活动空间在数字文明形态下从实体空间转向虚拟空间，经济活动和经济形态大量虚拟化和网络化。在网络社会中，人际交往的方式已经从原来的陌生人交往变成了兴趣的圈层分化和专业的垂直细化。人际关系上，我们也已经看到了无实体的身份和无实体的受众。

第五是新型生产关系。进入到数字文明形态之后，对产权和市场的理解发生变化，对伦理和治理的理解也都发生重大变化，引发社会制度安排重构和生产关系重塑。

第六是决策模式。在工业文明时代下，人开始成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动物，人类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数字文明时代下，AI开始全面参与人类决策，未来既有人脑，又有“机器脑”，和工业文明时代比较起来，我们的决策模式会发生重大变化。

“可以确定的是，数字文明形态作为中国经济的新形态正在到来，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积累新动能靠的是数字经济，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而且是呈不断加速的状态。”刘守英表示，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期待，关键在于看它能否带来生产力的革命。人工智能形成了以算法、数据、算力三大核心为基础的技术范式后，一方面使人类的知识创造模式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开始对整个经济领域展现出广泛的渗透性、高效的创新性。这种情况下，通过人工智能提高生产力的前景是乐观的。人类进入到工业革命之后，一定是机器替代人。中国在机器人产业变革方面处于领先，已经连续6年保持全球最大的机器人生产国地位。中国有供应链优势和坚实制造业基础，对机器人产业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关于能源革命与新能源产业发展，刘守英认为，中国在传统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将新能源产业作为核心战略，通过政策引导与地方竞争模式推动能源革命。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新能源革命已从政策驱动转向技术、市场双轮驱动阶段，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参与者。通过地方竞争激发创新、依托规模化优势整合产业链，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未来，随着氢能等技术的商业化突破，中国有望进一步推动全球能源体系变革，为低碳经济提供可持续动能。

关于传统动能的转型，核心要关注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房地产模式。短期内政策重点在于稳定市场，长期来看，转型方向是优化供给结构与质量。未来，通过城乡融合与城市更新激活存量资源、提升居住品质，将是房地产行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路径。

第二个问题是全球产业体系重构。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全球产业体系重构的挑战。一方面，中国不可能继续单纯依赖为全球供应低价高质量产品来维持制造业优势，这会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和产业分布失衡；另一方面，中美等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加剧，促使部分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进一步要求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重新定位。在此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方向需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国内产业体系的重构，二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布局。大量中国企业选择“出海”，不仅是为了规避关税壁垒和贸易摩擦，更是为了实现国内外产业布局的优化整合。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中国需继续保持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中心的地位，并在产业链分工体系中进行制度性调整和结构性变革。

第三个问题是城乡融合。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突出，未来城乡融合的核心在于构建“城乡连续体”，打破城市与乡村的割裂状态。这一连续体并非简单延续过去以中心城市或乡村孤立发展的模式，而是通过都市圈、县城及乡村的有机衔接，形成梯度发展的空间网络。“城乡融合的本质是打破单向城市化惯性，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中培育新动能，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为传统动能转型注入活力，最终实现城乡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展望未来，尤其是“十五五”期间，需要解决新旧两动能的平衡。第一是不能让传统动能从此休克。传统动能是要焕新升级，重点是房地产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数量型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第二是在现在中美的竞争格局下，通过全球布局形成我们在全球产业网络的中心地位。第三是从城市化走向城乡融合，在城乡融合攻坚、乡村和城市的连续体构建里寻找新的发展机会。第四是真正使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变革、产业的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