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解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讯 记者皮泽红报道 9月23日，2023第十届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简称IPP）国际会议在广州南沙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为“多元现代性与世界新秩序”。会上，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指出，通过国际的比较，从时空的角度，可以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尤其是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理解。 

郑永年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这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所导致的“现代性”的反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渐演变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在过去数十年，收入和财富差异的急剧扩大是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些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可说已经是汗牛充栋了。不管以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包括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异、社会1%富人所拥有的财富和99%人口所拥有的财富的差异、中产阶级规模的迅速缩小等。很自然，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之内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也表现在国家之间，包括西方和非西方、穷国和富国、北方和南方等。

郑永年认为，就人性而言，没有人想过贫穷的生活，追求富裕是人的本性；同样，人们也不想看到一个“富而不公”的社会形态，追求共同富裕也是人的本性。中国强调“共同富裕”，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要追求“平均主义”或者“均贫富”，而是对“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尽管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它也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的理想。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开放之后，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国时代什么主义都有，西方有什么主义中国就有什么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什么主义都有。但为什么社会主义留下来了，其他主义也存在过，为什么现在不存在了？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留下来了，其他主义都消失了？很简单，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是吻合一致的。近代思想家康有为先生著有《大同书》，这本书对后世影响深远。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古典理想社会的设想的一致性，中国才接受了社会主义，拒绝了其他的主义。 

郑永年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所需。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国确实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一个非常贫困的社会上升到现在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19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国民所得）还不到300美金，2022年底超过了13000美金。现在中国有4亿中产阶级。最重要的是，中国通过40年的努力，使8亿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 

虽然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小成就，但是下一步怎么走？郑永年认为，中国还不能过于骄傲。尽管中国的中产达到四亿人口，但按照比例来说中国的中产只有30%左右，而在世界范围内来说，一般中产社会，中产规模需要达到60%、70%。中国现在才30%，比例还小。现在很多人才刚刚脱离绝对贫困，而刚刚脱离贫困的人口也有可能重新返贫。尽管中国从全球化也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但是全球化对各个国家都是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主要是贫富分化。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尤其是实现包容式和开放式的发展，那么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如果不能得到保障，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文化中一而再、再而三所强调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意义。 

郑永年强调，共同富裕也是中国经济本身发展的需要。社会上，一些人认为共同富裕会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实际上，可能相反，如果中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那么中国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它是一个缩小社会财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因为社会过度分化就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像低工资，很长的工作时间（像我们今天说的996）等，这些日常我们认为可以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方法，实际上是会影响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举一个例子，就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来说，如果工人工资低，那么资本所生产的产品谁来消费呢？资本家必须通过消费才能把其所生产的产品转化成为利润。如果工人工资太低，没有能力来消费，那么很难把产品转化成为利润。 

郑永年认为，从学术上来说，“消费社会”和“中产社会”是两个可以互相替代和替换的概念。在任何社会，富裕阶层都是消费过度的，穷人永远消费不足，真正能支撑消费社会的便是中产社会。美国的强大就在于其市场的强大，而市场就是以中产阶级来衡量的。如果中产成为消费的主力，那么就是实现了中产社会。中国要实现消费社会，确实要培养中产。如果中产足够大了，例如如果达到70%以上，那就是靠近一个共同富裕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