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如何打造数字经济标杆？

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记者 程晖

数字经济越来越成为各地抢跑的新赛道。

7月13日，浙江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提出深化建设“数字浙江”，在未来五年奋力实现产业能级跃升，总量规模实现新一轮“双倍增”，抢占数字竞争新制高点；不久前，《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底，上海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稳居全国前列，增加值力争达到3万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大于60%，产业集聚度和显示度明显提高……

“数字经济正成为京津冀城市群参与竞争的优势之一。京津冀城市群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就已达3.91万亿元，居东部三大城市群之首。”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叶堂林表示。

北京已连续多年实施“疏解整治促提升”，走过了一个特殊的、漫长的经济减量的阶段。当下关键是怎么促发展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打造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着眼点。日前，包括叶堂林在内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科研团队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京津冀发展报告（2022）——数字经济助推区域协同发展》，报告对京津冀如何协同打造数字经济标杆作出深入的分析。

规模：居三大城市群之首

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的数字经济规模为3.91万亿元。整体来看，京津冀数字经济呈现出以北京为绝对核心，天津为次核心，呈现“核心高、外围低”的特征。

数据显示，2020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部三大城市群中，京津冀城市群数字服务业在营企业注册资本共计23779.62亿，分别高于长三角城市群（19957.03亿元）3822.59亿元、珠三角城市群（5406.81亿元）18372.81亿元。其中，京津冀城市群数字服务业在营企业注册资本居前三位的城市依次为北京（19143.18亿元）、天津（1489.02亿元）、石家庄（1052.7亿元），北京优势地位显著，且高于杭州（8558.79亿元）、深圳（2948.37亿元）、上海（2753.5亿元）等国内重点城市。

作为数字经济产业的代表，京津冀的数字经济平台型企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平台企业增速明显。数据显示，2000年~2020年，京津冀数字经济平台型企业注册资本规模从36.26亿元增加到340.53亿元，年均增长率达11.85%，远高于数字经济产业整体年均增长率3.97%。

同时，京津冀城市群数字信息传输业发展具有显著优势。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数字信息传输业在营企业注册资本为14468.25亿元，占比为60.8%，分别高于长三角城市群（2.1%）58.7个百分点、珠三角城市群（4.4%）56.4个百分点，数字信息传输业发展具有显著优势，北京集聚了较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相关行业的企业总部。

自2015年提出“国家大数据战略”以来，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国内首位，天津则处于相对靠后的位置。数据显示，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处于国内领先位置，2020年，在对标城市当中，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排名依次为北京、上海、成都、深圳、杭州、重庆、广州、武汉、南京、青岛、宁波、天津。

“北京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具备较好的基础条件，发展规模和活力具有领先优势，通过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可以引领京津冀区域乃至全国率先参照北京模式高标准建设一批数字城市先行示范区。”叶堂林认为。

“核心高、外围低”区域间并不平衡

“京津冀城市群数字治理还面临着横向协同不足、各地数字化建设进度不一的挑战。”叶堂林表示，与我国其他省份相比，京津冀三地大数据管理部门行政位阶相对较低、行政职能相对单一、数字治理指挥联动能力受限，三地的协同治理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报告指出，具体到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各城市来看，整体呈现北京“一枝独秀”的发展态势，天津及河北各城市与北京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仍然较大，天津需要持续发力，成为区域内的第二个数字经济增长极，河北省数字经济产业空间不均衡现象显著，各城市需要逐渐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围绕自身优势在部分领域形成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力求缩小与北京的数字化发展差距。

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内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整体来看，2010～2020年，京津冀中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效率较为稳定，南部及北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效率波动较大，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北京、廊坊）、环渤海（秦皇岛、唐山、天津、沧州）、西南部（石家庄）一些经济较为发达、数字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低值区主要集中在两侧城市（邯郸、邢台、张家口）。

报告指出，京津冀城市群的数字经济空间发展均衡水平整体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差距虽有所缩小，但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同期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全国范围内，数字经济一线城市共有6个，京津冀城市群内处于数字经济一线城市行列的仅有北京，长三角城市群内处于数字经济一线城市行列的有上海和杭州，珠三角城市群内处于数字经济一线城市行列的有广州和深圳；数字经济新一线城市共有47个，京津冀城市群内处于数字经济新一线城市行列的仅有天津和石家庄，长三角城市群内处于数字经济新一线城市行列的有无锡、南京、苏州、宁波、合肥、南通、金华、温州、镇江、常州、嘉兴、台州、绍兴、连云港、扬州、泰州，珠三角城市群内处于数字经济新一线城市行列的有东莞、佛山、珠海、惠州。

将数字经济作为黏合剂加大三地协同

观察近几年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发现相当一部分企业疏解以后，不是去了河北和天津，而是直接过黄河过长江，到了南方去发展。

数字经济到底是拉大了这种地区差距，还是能够弥补弥合这种差距呢？如何把握好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它作为一种黏合剂，来增进三地之间的产业联系？如何将形成的一大批“北京方案”和“北京技术”，来帮助河北传统钢铁产业、天津智能制造更加上一个台阶？

课题组认为，依托数字城市建设努力缩小区域间的数字发展鸿沟，为构建京津冀“2+11”数字城市协同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支撑。北京应继续推进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工作，成为引领京津冀乃至全国的数字经济重要辐射地，具体应依托“两区”建设，高标准建设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争取行业领域的话语权，成为对接国际国内两个数据要素市场的重要枢纽；天津应结合自身高端制造优势，围绕高端制造业布局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智能制造工厂，同时依托数字技术建设智慧港口，推动自身港口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形成区域内第2个数字经济核心城市；河北应总结雄安新区的“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经验，进一步提升城市间的新基础设施互联水平，“由点及面”形成局部的数字城市协同发展试点区域，找准数字城市建设的薄弱环节，重点投入建设资源，补齐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短板，缩小城市间的数字发展鸿沟，为京津冀范围内所有城市的数字化协同发展筑牢底层基础。

报告认为，应补齐京津冀范围内乡村地区的数字基建短板，为数字经济驱动消费潜力释放提供基础设施保障。一是京津冀三地政府应协调三大通信运营商加大人口密集农村地区5G基站的覆盖力度，为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其他应用提供基础保障；二是应将大数据分析技术引入刺激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过程中，结合居民消费大数据分析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习惯，围绕农村居民的消费特点，创造符合该特点的消费场景，精准推送新的消费产品；三是应加强农村居民点的物流配送渠道建设，通过政策引导物流公司提升农村地区的快递收发点密度，打通农村居民物流配送“最后几公里”，提高农村居民线上消费的便利度。

课题组还建议，围绕优势领域发掘河北各城市的数字经济潜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赋能平台，如河北的重要高能耗产业集聚地区应积极探索面向京津冀乃至全国的数字平台型企业精准招商模式等。推动京津冀各地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建设进展，为跨区域协同治理的重点领域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如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统筹领导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从更高层面推动京津冀各地政府的数字开放平台建设工作，形成上层推动力，具体可重点探索如何建立行政级别较高的跨区域数据资源管理平台，解决北京、天津和河北各城市数据管理职能机构行政级别不高带来的数据协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