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逐新赛道：“双碳”目标倒逼产业转型升级体制机制创新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 程晖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市一个半月，碳排放配额以48元/吨起步，目前最高成交价61.07元/吨，价格波幅相对平缓。截至8月31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844万多吨，累计成交额近4.2亿元。

建立健全碳排放核算工作体系

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也往前迈进了一步。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统筹做好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前不久，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组，负责组织协调全国及各地区、各行业碳排放统计核算等工作。

统计核算工作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主要负责同志共同担任组长。成员单位既包括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等国家部委，也包括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以及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等行业协会。

今年5月，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紧扣目标分解任务，加强顶层设计，指导和督促地方及重点领域、行业、企业科学设置目标、制定行动方案。要尊重规律，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把握工作节奏。

“成立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组意义重大。由负责宏观战略规划和组织协调的部委亲自主导，亲领技术和数据问题，这本身就不寻常，抓住了碳中和问题的要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晔说。

其实，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碳排放核算方法，并开展了5个年份的清单核算工作，但仍存在工作机制不完善、方法体系相对落后、能源消费及部分化石能源碳排放因子统计基础偏差大、碳排放核算结果缺乏年度连续性等现实问题。

“我们要为碳减排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撑，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碳排放的统计核算。这项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碳减排的政策是否合理，以及如何跟进相应的管理和运作机制，最终影响到‘双碳’目标能否真正实现。”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曾鸣认为。

“要把循环经济和减碳微观机制完善起来，测算碳减排的贡献需要微观的核算、指标的评估。”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表示，循环经济无论对于资源效率、资源综合利用及碳减排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碳中和转型发展过程当中，循环经济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在未来10~20年将进入非常快的增长期。

重构全新能源大系统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指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研究重大问题。当前要围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支持绿色低碳技术研发推广、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等，研究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举措。日前，在中新社主办的“能源中国-‘双碳’目标下产业转型发展的挑战和机遇”线上专题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认为，面向碳中和的能源转型，其核心是以一种颠覆性、变革性的能源技术作为战略支撑，形成全新能源大系统，这不是“赛道超车”或者“弯道超车”，而是换了一个赛道，重新定义人类社会资源利用的方式。

他谈到，面向碳中和，化石能源会转变成一种保障性能源，其中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是目前实现大规模化石能源零碳排放利用的关键技术。未来，结合CCUS的火电将会推动整个化石能源电力零碳排放，同时提供保障性电力，保证电网灵活性。

黄震表示，在碳中和愿景下，未来新能源发电+储能以及火电+CCUS，会组成一个不可或缺的技术组合。能源转型的方向主要是“五化”——在能源供给侧方面，包括电力零碳化和燃料零碳化；在能源需求侧方面，主要方向是电气化、智慧化和高效化。

以电力零碳化为例，黄震认为，大量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高达41%的碳排放来自电力行业，中国51%的碳排放来自于电力系统和取暖。因此，电力脱碳和零碳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所在。重点在于构建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这个系统依赖于遍布全国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风电和储能系统，也包括各种虚拟电场和微电网的技术，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进步。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原所长戴彦德谈到，要实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中国将在传统能源上作出很多“牺牲”与让步，但这是中国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必然。过去中国增长高度依赖出口，直接与间接出口的能源量大，需要对此转换能源赛道，重视能效，加快工业化进程，加快非化石能源和电力的发展等。未来5~10年里，一些重大的固碳技术开发，或许也会使中国能源转型的压力得到缓解。

“双碳”转型重构产业顶层设计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双碳”目标对中国经济社会短期、长期发展影响都很大，将带来一次产业结构重大调整、一个重大技术创新和投资机遇，或将带来百万亿元级别的投资。

他特别提到，绿色技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很大变化，过去人们往往认为绿色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矛盾，但现在的绿色技术既做“减法”，比如污染防治；同时更多是在做“加法”和“乘法”，比如低碳、零碳等新技术，以及催生和利用这些新技术的绿色投资。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双碳”转型的核心应聚焦在重构产业，而重构产业的顶层设计需多方面考量。

邹骥认为，具体来看，有了“双碳”目标后，需要把碳排放的额度看成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实现“双碳”目标也会产生新的需求，例如新技术、新设备、新服务、新制造，这使产业发展可以形成新动能。如全国范围和不同时间尺度上，设立积极稳妥的减排目标并向市场主体分解目标，确定碳资产产权。

同时，交通领域与能源领域的协同，也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路径。据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永伟介绍，汽车加速电动化与能源结构加速清洁化是最理想的减碳模式，电动化有力支撑着能源清洁化。他指出，到2030年，电动汽车保有量将达8000万辆左右，能提供近400吉瓦的调峰，潜在储能规模会接近6000吉瓦时。

“有了这样一个移动灵活的电动汽车储能单元，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非常好的。”张永伟认为，将汽车减碳与交通、能源两个关键领域协同起来进行耦合式减碳，比各领域单独减碳的效果都好。他同时表示，“汽车自身减碳面临着压力，并且非常需要与能源、交通协同减碳，但这需要试点，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

除了不同领域和行业的协同，区域间协同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邹骥认为，“双碳”转型需“全国一盘棋”，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要发挥各方比较优势，要扬长避短，达到整体全国范围内费用效果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