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虽是阶段性现象但带来严峻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后，持续30多年的全球价值链扩张势头出现了停滞现象。通过测算GVC（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变化可以发现，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贸易国以及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典型代表，各自的GVC参与度分别自2010年和2011年开始下降。长期以来，全球价值链作为国际分工的载体，是全球化的标志之一。GVC参与度下降表明经济“逆全球化”渐成事实，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的全球生产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当前，制造业本地化已成为全球生产结构演变的最显著特征。各国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投入与产出状况是制造业本地化的重要表现，其变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国际分工发展的方向和范式。2004年后，包括中美在内的主要工业国国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占其最终产品总消费的比重，即最终产品本地占比，与国内生产中间产品占其中间产品总投入的比重，即中间产品本地占比，先后改变了此前的下降态势，制造业本地化增强，引发了全球生产结构重塑。实际上，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全球生产结构调整持续深化，发达国家生产本地化倾向的影响逐步显现。以美国为例，国际金融危机后，在新兴技术应用与政府“再工业化”战略的共同推动下，美国工业增加值率在较长时期内下降的状态得以反转，至2015年已超过国际金融危机前的阶段性高点。研究结果表明，制造本地化程度的提高直接推动了GVC参与度的下降。同时，由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对“逆全球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新技术对全球化的“反噬效应”在新工业革命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历史地看，“逆全球化”更可能是一种阶段性现象，长期而言，全球化将延续波浪式发展，但仍然要高度重视当前制造业本地化和“技术反噬”效应及其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逆全球化”进一步演进的态势明显，对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范式、贸易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构成了严峻挑战，对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持续获得全球化红利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渠慎宁博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新兴产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导杨丹辉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的《制造业本地化、技术反噬与经济“逆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