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中高层次人才就业 共享经济大有可为

为助力学生求学求职，中南大学为考研和求职的学生准备了多个网络面试间，房间内有专用网络，同时还配有手机支架、补光灯等专业设备。新华社

叶勇  汤黎明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面临严峻挑战，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大龄青年和中年高管失业的案例也日渐增多。

据教育部披露，我国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也存在裁员、收缩情况，如文化、旅游、房地产、互联网行业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灵活就业者已达2亿人。灵活就业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35岁以上的社会待业者，“35岁职场危机”现象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经济背景，洞悉我国中年待业者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利于缓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与内生机制冲突问题。

中高层次社会人才再就业为何难

我国中高层次社会人才再就业难与应届毕业生就业难有着完全不同的底层逻辑。例如，部分中年职场人士在尚未找到符合本人理性预期的岗位之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待业状态，这类“自愿性失业”情况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因素的影响，转变成了“非自愿性失业”。

针对这类情况，应当辩证看待：中高层次社会人才比应届生有着更高的就业期望，其对于岗位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乃至工作职责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而体制内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对于高层次人才的招聘标准也非常高，导致该类就业市场呈现出供需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一方面单位招聘不到意向需求的中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人才找不到意向工作。

以我国高校教职类岗位的招聘为例，国内高校纷纷效仿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大学聘用制度，大部分高校采用六年制的“非升即走”预聘制模式。然而，舶来品的“非升即走”预聘制度却在我国高校人才招聘领域中呈现出“水土不服”的问题，这主要源于我国就业市场的现实国情和欧美发达国家有着显著差异。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的满足社会人才求职的招聘平台，这导致部分预聘制教师在六年制的“非升即走”中陷入了“非升即待业”的现实困境。

就业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促进中高层次社会人才充分就业的过程中，政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拥有权威背景和最高信用层级的政府机构可充分整合中高层次人才市场供需双方资源，确保构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市场体系。比如，一些民营上市公司急需懂经济、懂法律的专业顾问，而市场上也有大量具有丰富金融和法律经验的“待就业”中年人才，政府可构建专属社会人才求职的信息发布平台，现有的数字技术完全可以保障人才市场供需双方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当前，我国社会招聘平台大部分以劳动技能型人才招聘为主，由于平台对于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缺乏有效掌控，导致相当一部分中高层次人才的求职只能依托于“熟人推荐”等传统方式，依托自身人脉资源跳槽成为金融行业社会求职中选择的主流范式。我国猎头行业发展也较为缓慢，相当一部分猎头公司属于“小作坊”性质，在专业度或招聘资源方面都与国际水准有很大差距，尚未构建起猎聘中高层次人才的成熟市场体系。这也使得我国社会招聘中的猎聘市场“柠檬化”，由于猎聘市场中缺乏优质的靠谱猎头公司，导致优秀的中高端人才不愿意在猎聘市场中求职，而低端人才意向在猎聘市场中求职，却不符合用人单位对于人才的招聘标准，导致猎头行业在促进我国中高层次社会人才就业方面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

共享经济促进就业大有可为

调研发现，社会求职者所面临的现实挑战远大于应届高校毕业生，相当一部分社会求职者已经成家立业，上有老下有小，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该类群体不仅要承担现实的再就业压力，还要面临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

事实上，很多社会求职者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娴熟的职业技能，这恰恰是初入职场的应届高校毕业生最为缺乏的。在当前我国数字技术和共享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利环境下，完全可以将中高层次人才的职业技能与初入职场的应届高校毕业生的职业培训需求充分对接。一方面，能为中高层次人才带来知识和技能变现收入；另一方面，也能提升我国企业发展中的全要素生产率。中高层次人才可以借助共享经济的快车道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新模式，比如，知识付费领域的网红经济学家薛兆丰，从北大辞职后，并没有影响到其个人事业的发展，相反获得了更为自由的事业发展空间。当中高层次人才的职业技能在市场化领域中获得了商业层面的成功，便有助于其获得更加多元化的就业或创业机会。所以，共享经济模式有利于促进我国中高层次社会人才的就业或创业，并能有效缓解我国人力资本市场的供需失衡矛盾。

（叶勇：工作单位为中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创业培训服务专业委员会；汤黎明：工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后流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