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文化双重视域下的现代期刊研究

张颖  尚芳芳

近读《五四时期期刊研究》一书，深感内容厚重，学术严谨，是一部在媒介和文化的双重视域关照下关于中国现代期刊研究的力作。该书由杜波博士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杜波博士对五四时期期刊研究从2001年开始，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该书既是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也是他对这一时期期刊研究的系统总结。《五四时期期刊研究》以媒介、传播、文化三者的关系为切入点，爬梳整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通过研究五四时期期刊的生态环境、与新文化运动的密切联系以及其出版传播过程和现代性，系统勾画了五四时期期刊的发展历程和整体风貌，立体呈现了五四时期期刊对五四及其以后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化创新与文化扩散文化、话语权与文化变迁作出的贡献。

五四时期是我国一个重要的文化转折期，也是我国出版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五四时期的期刊以媒介变革引领文化创新，对塑造新文化的气度和品格发挥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五四时期的期刊在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同时获得了自身繁荣，通过研究对其中的规律进行总结，挖掘“可能潜藏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是一个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命题。

将五四时期期刊放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媒介的场域中

该书的一大亮点就是对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发掘和使用。“报刊等出版物的统计和目录的编制是历史研究特别是新闻史研究的基础”，该书通过梳理大量的文献资料，首次统计出五四时期创办的期刊总数达1800余种，并对五四时期期刊整体状况进行了勾勒，对其中的重要期刊和指标进行了量化研究。作者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将五四时期期刊发展分为预热期、突进期和平稳期三个阶段，并对五四时期期刊的类别、发型周期、分布地域进行统计分析，反映了五四时期期刊的基本情况。

除了梳理大量的五四时期期刊之外，还查阅了大量五四时期的历史文献，包括重要人物的自传，同时期的重要报纸、书籍等相关资料，力求回归历史现场，还原历史情境，使读者清楚地了解到五四时期期刊虽身处动荡混乱的时代背景下，却在五四时期生态环境提供的肥沃土壤中蓬勃发展。该书史料详实，资料丰富，数据来源可靠，统计数据主要源于公开出版的资料的归类、部分图书馆期刊资料的查阅和收集，给后期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罗伯特·达恩顿指出：“传播系统的历史悠久，却鲜少获得历史研究者的青睐”，在大多数历史学家们看来，报刊这种传播媒介不过是因果关系的载体，而非制造者。在已有的传播史研究三大分支中，宏观传播史研究最广为人知，本体传播史研究的发展最为羸弱，它研究媒介与文化、政治、经济或者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传播领域的变化如何影响其他的社会变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传播领域的变化”的问题。

该书的前三章“五四时期期刊的生态”“五四时期期刊与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期刊的传播”，将五四时期期刊放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媒介的场域中，分析并回答了五四时期的生态环境如何从外部影响期刊的发展、期刊如何促进新思想、新文学、新文化、新观念的形成、如何建立新文化的话语权以及五四时期期刊的传播范式和机制以及其对新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近几年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热点多集中于对新媒体和融合媒体的研究，在传播领域做历史研究的研究成果较少，该书突破了单一视角，以独特的角度、开阔的视野，提升了五四时期期刊的研究价值，为今后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拓宽了研究方向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对五四期刊做总体性、系统性研究，深刻洞见其历史全貌

不同于一般从报刊史、出版史的角度，把期刊和报纸、图书等放在一起进行研究，该书将五四期刊的研究置于五四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置于文化和媒介的场域中去研究，放在期刊自身的传播过程中去审视，其理论视野涉及到期刊史、思想史、文学史、政治史等领域，对五四期刊做总体性、系统性研究，因此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视野，深刻洞见其历史全貌。在充分肯定五四期刊进步性的同时，作者也对期刊重视工具理性的局限性以及这一时期期刊的文化传播在文化嬗变中产生的消极作用进行了批判，这种辩证的思考，对更加全面、客观、立体地了解五四时期期刊的整体风貌提供了保证。

如梁启超所言“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该书以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的《新青年》为中心，阐述了五四时期期刊给文化创造、文化生产、文化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助推了五四时期新文化、新思想的生成。五四时期期刊扩散了新文化思想、推动了新文学革命、生成了新社会观念，掌握了文化场话语权，实现了从文化场域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的结构转型，最终构建了新的文化场域、催生了媒介场域的萌芽。杜波博士认为：“从传播角度来看，五四时期期刊最大的价值莫过于展示了媒介如何创造新文化、发展新文化和传播新文化”。五四时期期刊对于新文化的传播和扩散、加强媒介与文化、社会之间的联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研究结论对我们当下在思考新媒体如何承担助推文化生产、创新和传播的社会责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传播先进的文化、知识和思想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这种追求直接导致了五四时期传媒业的兴盛，不同于晚清许多人为了生计和利益办报，《新青年》同人时期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等人大多不考虑经济因素，胡适在没有稿费的情况下，为了理想也情愿熬夜写稿，陈独秀因为对群益书社提价一事不满，选择独立办报。该书在第三章第二节“期刊的传播方式”中，将五四时期的期刊编辑称为“细致的编辑”，沈雁冰认为作品的发表要认真筛选，经过三四个人商量敲定之后才能发表。

五四时期的期刊编者有意识地通过各种传播策略提升影响力，《新青年》从第四卷开始改变期刊内容，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才进入了它的辉煌时期。《小说月报》的编辑沈雁冰在销量下滑的时及时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顺应时代潮流，成就了自身的繁荣。五四时期的办报主体通过期刊进行文化生产和传播、对期刊内容的严格审查和运营方式的及时调整所做的努力，值得当下媒体人深思。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