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科研工作者的扶贫笔记

编者按：

本文作者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讲师，2019年取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并从事经济学研究，同年12月，主动申请到四川凉山州美姑县参与脱贫攻坚工作，任美姑县井叶特西乡党委副书记。在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过程中，作者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反贫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文书洋

彝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热情的民族性格、坚毅的民族精神。彝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受到地理因素的限制，凉山彝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四川凉山州下辖15个县中有11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大部分乡镇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乡与乡之间被大山隔断、村与村之间则时常隔峡谷相望，很多山区农户可以说是“与世隔绝”。按照当年贫困线标准，凉山州贫困人口60.33万人，贫困户15.84万户，贫困发生率13.5%，在很多山区县，贫困发生率超过30%的村比比皆是。

2018年6月，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1支帮扶队伍挺进大凉山，全州综合帮扶工作队人数达5700余人，其中大部分成员下沉到一线担任乡镇专职扶贫副书记、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协助当地干部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笔者就是其中的一员。

本轮脱贫攻坚以精准扶贫为特征，建立了覆盖教育、医疗、住房、交通、产业等多层次、多维度的扶贫体系。这一体系有效促进了深度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根据笔者的实地抽样调研，以凉山某深度贫困县为例，到2020年初，人均内生性收入较2014年提高约250%，农村危房比例下降超60%，人均住房面积增加超15%，人畜混居现象全面消除。“户三有”方面，生活用电、广播电视和安全饮水基本全覆盖解决。交通方面，2020年初，建档立卡户入户路的铺就率达到90%，硬化率超60%，医疗保险也已经完成全覆盖。

可以看到，脱贫攻坚带来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如果用更专业的经济学方法评估脱贫攻坚的绩效，以2014~2019年的贫困户微观数据构建准实验框架，可以发现，交通、住房、饮水、用电、广播电视等五项核心政策均对农户的自主增收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换言之，多维度的反贫困体系不仅解决了农户的基本生活问题，而且发挥了促进其自主增收的积极作用。

反贫困斗争的国际对比及中国经验

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为应对贫困问题，世界各国实施了种类繁多的政策和援助。一是现金转移支付，例如巴西的“家庭补助计划”，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拉圭等国家的“有条件的现金转移项目”。二是非直接支付性社会保障，例如英国1999年推出的“工薪家庭税收抵免”以及“国家最低工资”法案。三是人力资本提升计划，例如也门旨在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紧急健康与营养项目”、赞比亚针对女性教育和权力的“GEWELL”项目。四是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例如玻利维亚旨在改善深度贫困农村灌溉系统、农村道路、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农村社区投资项目”。五是金融扶贫，例如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开办的格莱珉银行。

但限于经济、制度和国家治理水平，全球减贫运动的总体效果并不理想。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显著的减贫成效，在全球独树一帜。从本轮脱贫攻坚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反贫困具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征。根据笔者的观察和研究，中国反贫困事业的最大经验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扶贫措施的系统性，本轮脱贫攻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方位、多维度的反贫困体系，从基于微观数据的计量经济学检验来看，这一系统性措施发挥了“1+1>2”的效果。二是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实现了高效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三是多年的高速增长所积累的财富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为脱贫攻坚提供了物质基础。

关于下一步乡村振兴工作的思考

目前以“三不愁、两保障”为核心的反贫困措施解决了“生存问题”，而“发展问题”将成为未来工作的重心。笔者结合自身的亲身体验和基于田野调查的经济学分析，提出三点思考：

一是持续重视教育扶贫，着眼长远。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教育扶贫的相关政策措施非常丰富，“控辍保学”也是实操中的一项重点工作。但教育也是见效最慢的手段，在5年的脱贫攻坚战中，教育的反贫困效果尚无法真正显现。本轮脱贫攻坚在短时间内集中解决了“硬件”问题，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物的问题”可以集中力量、短期解决，但“人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群众的思想意识、文化水平需要长时间的教育和引导，甚至需要经历几代人逐渐转变。因此要实现深度贫困地区的长期繁荣，必须依靠教育，着眼长远。目前，教育扶贫的相关政策已经非常丰富，未来应当坚持持续发力，着眼政策的落实，但不能操之过急。未来教育扶贫的重点应当是督促政策落实、严格审计学校和教育部门的资金使用状况、开展长周期的教育成效检查验收。

二是科学推进产业扶贫，授之以渔。产业扶贫能够变输血为造血，是扶贫开发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次脱贫攻坚中，政府和社会各界也进行了大量的产业扶贫实践。随着反贫困斗争的重心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移，产业发展将成为未来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在产业扶贫的过程中，应当更加注重财务效率，追求产业项目的盈利水平和社会效益，而不是简单地“以投资额论英雄”。一方面，可以开展针对地方官员和扶贫干部的财务科学知识普及与培训，提高队伍的专业知识水平；另一方面，应当探索建立产业支持资金的激励相容条款和跟踪追责机制，确保财政和社会资金的高效运用，例如在产业建设初期只发放部分政策资金，当企业的运营绩效达标后再给予后续补贴。

三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发展。根据笔者对上千户贫困户数据进行的实验经济学分析，在多项反贫困政策中，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对农户自主增收作用最大的两项政策。并且这两类政策的效果对于收入相对较高群体的作用更加显著，具有积极的递增效应。换言之，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人们的生活和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能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良好的基础设施能够直接降低生产、运输和信息成本，加快要素流动；另一方面，基础设施能够方便人才交流和信息获取，提升人力资本，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不仅如此，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所有人都将受益，因而能够避免直接转移支付和到户政策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更有助于消除相对贫困。因而，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助力贫困地区内生动力的重要措施，也是未来乡村振兴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