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厘清责任做除法，更大成效靠乘法

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垃圾分类宣教体验中心内，工作人员在给小朋友讲解垃圾分类常识。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苗露/摄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 白雪

2020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地区通过立法，垃圾分类进入到“强制时代”，垃圾分类所受到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近日，零废弃联盟举办了“道不远人——《垃圾分类新时尚系列案例》发布会”，为垃圾分类建言献策。

深圳零废弃发起人毛达博士表示，垃圾分类应该真正发挥各类主体的能动性，落实在具体的社区、鲜活的实践者、每一位居民身上。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后李长军经过长期对比研究发现，垃圾分类的好坏与楼型、居民收入这些背景条件无关，只要完善便利的设施、告知居民主体责任、志愿者值班等关键措施到位，垃圾分类的效果都会有较大幅度提升。

顶层制度要完善

作为垃圾分类的关键要素，顶层制度如何设计和执行？

上海市作为我国超大型国际化大都市，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后的3个月内，就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湿垃圾分出量达9000余吨/日，可回收物5600吨/日，有害垃圾0.62吨/日，干垃圾处置量低至15000吨/日，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远超住建部提出的35%的目标。

《条例》的实施看起来是“立竿见影”的，但上海爱芬环保项目主管韦璐在发布会上介绍到，事实上，上海立法前就通过多方探索，发现“党建引领”和“定时定点”是最有效的投放方式；而立法明确了分类责任在居民，并通过社区党组织牵头，居委会、物业、业委会组成工作组，唤醒居民责任。

韦璐说，上海还严格执行“不分类，不收运”，倒逼生活垃圾管理责任人确保分类纯度；城管执法、考评结果的公开，让全社会知道政府的决心和信心。此外，上海市不断吸收市民的合理化建议，完善考评指标（如设立洗手盆），也让上海的垃圾分类最终获得了民心。

那么有了顶层设计，社区动员如何有效落实？

福建环协副秘书长黄厚新在发布会上介绍说，厦门十分重视社区相关方协调的作用，社区原本出现问题就在于各方职责不清、督导员队伍也缺乏经验，于是居委会引进了第三方公司对自身、督导员、物业进行培训、指导、规划设计。在撤桶并点后，通过督导员登记台账掌握每户居民是否已经养成分类习惯，对尚未养成习惯的居民进行定向沟通，真正实现了精细化动员。

黄厚新介绍：“2019年之后，由于工作人员前期全程参与，居委会的专业性提升，第三方公司开始成为社区分类工作的主导方。社区的垃圾分类时效性指标稳步提高，厨余垃圾分类参与率达85%左右，准确率达65%左右。”

黄厚新也特别提醒道，一些城市聘请第三方的作用是倾向于运营保障，投入大部分资金招聘人员，进行二次分拣，而较为忽视在地力量的组织协调、培训宣传、督导考评等工作；一旦财政无法持续投入，垃圾分类系统就很容易出现倒退，甚至崩溃。为此，黄厚新建议，最大限度地发挥在地力量，利用在地条件，支持参与构建可持续的社区垃圾分类系统显得尤为重要。

用好考评这根“指挥棒”

厨余垃圾一直以来都是垃圾分类中的“老大难”，尤其是在厨余垃圾分类清运处理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能不能做垃圾分类？

在成都市八宝街社区王家塘街12号院，一场在公共区域堆肥的项目于2017年启动，到目前为止，每个月三次抽查称重，平均每天厨余量为28公斤，实现小区分出来的厨余垃圾全部就地堆肥处理。成都根与芽项目总监魏蔚在发布会上表示，2017年的时候，成都市许多社区还对垃圾分类无动于衷、且在对接不上厨余后端清运的情况下，社会组织的行动也有可能实现分类和厨余在小区内自然循环。

类似的案例，成都根与芽后来在遵道镇、郫都区都有实践，不过并非所有小区都适合或有条件就地堆肥，但是，“在做就地堆肥的小区，更多的居民会觉得分类是有价值的，从垃圾分类的旁观者变为践行者和坚定支持者。这个过程还往往帮助社区提升了议事能力，居委会、社区组织的治理能力也得到加强。”魏蔚说。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社区垃圾分类如何才能成建制推进？

厦门市的一条成功经验是用好考评这根“指挥棒”。第三方社会组织厦门好猫的创始人张水龙表示，厦门的考评以居民参与率等结果性指标为导向，成绩纳入政绩考虑，并且把考评结果向社会通报，压力逐级传导，最终形成一盘棋，极大调动了各级各部门乃至居委会等社区各类相关方的积极性。

张水龙强调，“需要注意的是，考评并不是上级给了一个表格，第三方就根据那个表格一个个打分，而是要与主管部门持续、及时闭环反馈，找到当前工作的痛点，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这才能真正体现考评第三方的价值。”

建立长效机制很重要

北京垃圾分类已进入“强制时代”，那么北京垃圾分类做得怎样呢？与之前有哪些变化？

事实上，在北京市区许多小区仍然靠二次分拣的时候，在昌平区兴寿镇各村垃圾分类已经形成了人人动手的模式。零废弃联盟政策主任谢新源在发布会上介绍说，来自民间的乡土重建团队从辛庄村开始落地实践，并及时总结经验，获得北京市层面的关注，随后与镇政府紧密合作，实现在镇域各村成建制推广垃圾不落地和垃圾分类。

据了解，在兴寿模式中，各村通过启动仪式宣誓垃圾分类“今起执行”，随后数周内村干部、志愿者跟随保洁员上门收垃圾，逐户指导分类。谢新源说：“村干部代表着权威性，志愿者则代表专业性。兴寿镇的志愿者基本来自下苑村，她们的目标很明确：劝导、示范，直到村民自身行为改变，而不是单纯的介绍，更不是‘代劳’。”

对于北京市区内的垃圾分类情况，谢新源介绍说，在2017~2019年这段时间，尽管仍有相当一部分小区靠二次分拣，但厨余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已经基本构建起来，“然而，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很多居民不知道自己小区在做厨余分类。因此，建议要在小区显眼位置都设立标识牌，指出分类投放点的位置，并且厨余桶-车对接的照片、视频应当多宣传。‘被看见’是垃圾分类很重要的部分，许多人做分类不是为了积分，而只是希望自己分类的努力不要白费。”谢新源说，主体责任怎么分配也很重要。

只有重新捋顺各类主体职责，真正让居民履行分类义务，形成分类习惯，垃圾分类的成本才能降低。

北京市应当如何建立垃圾分类长效机制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对此，谢新源认为，短期内采取党建引领多方参与的动员工作机制和撤桶并站的收运模式很重要，但从长期看，要对居委会和物业实行双激励。

对于居委会这种具有行政性质的单位，应当以考评作为主要激励手段，主要指标应定为居民参与率。而对作为市场主体的物业，建议主要靠经济杠杆来激励。《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物业作为生活垃圾管理责任人，但目前对物业的收费机制却是按照预估的垃圾量来定额收费——即使物业通过垃圾分类减少了混合垃圾量，但垃圾费却不会减少，使得垃圾分类对他们来说变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事。

谢新源表示，“我们建议真正建立混合垃圾按照实际清运量收费，并且费率应高出分类的厨余垃圾较多，物业才有动力开展垃圾分类。计量收费制度如果真正落实，无疑将成为北京垃圾分类的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