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戴村：种菜“种”出基层治理新模式

初夏时节,在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的大石盖村,房前屋后的菜园里,一片片嫩绿的菜蔬结出了硕果,村民们迎来了收获的喜悦。原本房前屋后的废弃荒地成了阡陌良田,“不仅村貌更美了,村里和村民收益更多了,就连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也更高了。”村党委书记孙国柱说,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还要缘起于镇里推出的“映山红计划”。

每年5月,在戴村镇的云石群山上千亩野生映山红似火绽放,蔚为壮观,然而近年来,这些美丽的映山红却频遭贼手。去年5月,几位村民自发上山巡查,没想到一呼百应,并衍生出了一支义务“护花队”。借着全民护花的热情,去年,戴村镇因势利导,在“自治、法治、德治”的基础上,融入“智治”——区块链技术,并从最简单的“种菜”入手,进行一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实验”,取名“映山红计划”。

自该计划启动以来,先后吸引了浙江省民政厅长王剑侯,杭州市委常委、区委书记佟桂莉前来调研,并得到了浙江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的批示肯定。新华社、光明日报、农民日报、浙江日报等媒体先后进行报道。一个普通乡村“种菜”的事为何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引发众多关注?

5月30日,一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戴村模式(映山红计划)”研讨会在戴村镇召开,数十位省市区的专家学者、领导干部从不同领域出发,共同解码“戴村模式”。

高科技种菜“种”出美丽乡村

“村里打扫干净是你政府该做的,但我家门口的东西不能乱动。”曾几何时,像这样的场景在大石盖村还不时出现,“我们虽然通过‘三改一拆’、‘一户两宅’等全域整治拆出了8.4万方新的空间,但拆后的零散土地利用率并不高。”孙国柱回忆道。

一方面,限于农村普遍性陋习,原本应收归集体管理的土地,大部分依然被原户主占用,或堆砌杂物,或弃之不顾,成为“脏乱差”的密集区;另一方面,针对一些清理出来的公共空间,以往的做法是进行复绿,但因维护成本高、长效管理缺失等,公共绿地基本呈现“杂乱无章”的失控状态,既影响美观,又消耗了大量人力财力。

如何改变现状?戴村镇里决定,把种菜作为“映山红计划”的切入口,并在大石盖村试点。“这既是农民擅长做的事,又能将闲散资源和劳动力利用起来。”孙国柱说,至于种多少、种什么、怎么种、种好后怎么卖,村里则专门组建了映山红服务中心,并由中心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引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所得收益归村民所有。

通过将清理出来的闲置空地、房前屋后零散土地、农户自留地等统一收归集体管理和经营,村里打造了近4万方“初心菜园”。原本荒芜杂乱的空地,如今看上去整齐划一、生机勃勃。经测算,通过实施“映山红计划”,大石盖村全年卫生保洁费至少节约30万元,比往年同比下降50%以上。

“以前村里空地为啥不种菜?一是用有机肥臭气熏天受不了;二是觉得农药化肥有污染。”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国柱了解到杭州有家叫三得农业科技的公司研发出2款黑科技产品——纳米小分子有机碳肥和高能物理电极粉杀虫,正好解决了这2个问题。“你看,相比于用普通肥料,用了三得农业科技有机肥后的菜长得又大又密,而且施肥过程中没有任何气味,加上用电极粉物理杀虫取代农药杀虫,这才是纯正的有机蔬菜,卖的价格也更高,”孙国柱指着自家“试验地”里长势喜人的蔬菜说道。

“农资产品的科技创新,为美丽乡村建设带来了新的气象。”浙江省科技厅成果转化处副处长金聪说。

区块链技术让种菜更智慧

“大家都可以扫一扫,为村民的菜园子打分。”每次有客人来访,孙国柱都会邀请对方扫一扫菜园标识牌上的二维码,这可并非一个“五星好评”那么简单:扫一扫后,菜园的蔬菜品种、播种时间、用肥情况都一目了然。而这样的记录和评价功能,都依托于区块链技术逐一实现。

用好技术创新,是戴村“映山红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发力点,二维码标识的背后,实际是由浙江大学计算机创新技术研究院和戴村镇联合研发的“映山红乡村治理数字平台”,这是一个微信小程序,也是戴村探索基层治理的线上系统,可采集村民主动行为数据和日常规范数据,形成数据画像和积分,,并回馈相应的权益。

最关键的是,菜地正好为数字平台的线下治理提供了绝佳舞台:所有菜园实行有偿认领制和末尾淘汰制,让农民“竞争上岗”,谁种得好,谁就有优先选择权,谁积分高,就先卖谁的菜,同时还可对果蔬种植养护全过程进行数字化监管。“依托于数字技术,我们现在还实现了数字化养鸡和标准化种菜,不仅全程可追溯,而且还能确保农产品符合城市中产阶级人群的高品质要求。”孙国柱说。

对于大石盖村而言,一方面是实现农业生产数字化,另一方面也正积极摸索如何加强产业链后端的农村生鲜电商销售。作为项目参与者之一,浙江省数字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章丰认为,这需要一套由技术、商业、组织三方力量有机整合的解决方案,说的通俗点就是码农+菜农。

“我们成立了映山红未来乡村研究中心,有效汇聚各方资源和力量,并成立了一个专业化团队,吸引了20余位专业的‘码农’,共同搭建适合的数字模型。”章丰表示,接下来要打通销售端,用产业化的思维,借助市场化的力量,来解决农产品销售的问题。据了解,二期“映山红计划”将建设全过程可追溯的交易平台。

积分制调动村民自治积极性

追求利益、寻求公平,这是当前农村生活的两大兴趣爱好。那么,如何寻求这两者间的平衡点,让老百姓真正认可满意?根据区块链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质,“映山红计划”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村民对村里的贡献积分,决定其从村里获得的利益。

与传统的积分激励相比,区块链技术的助力使得贡献量的统计更具准确性和科学性。如今,除了最初的种菜项目,美丽庭院评选、疫情防控等都被搬上了“映山红”平台。村民既可以点击“我要评分”为他人的菜地、美丽庭院等进行实名制评价赚取积分,也可以通过“我要发起”组织公益活动赢积分,而不再仅仅只是参与者。

同时,按贡献大小,村民将获得“面子和里子”两个维度的相应收益,如村里项目优先用工权、优先租赁民居权、优先享受公共服务权等。

“这段时间以来,村里只要在平台上发布活动,名额常常半小时内就会‘秒光’。”孙国柱介绍,比如今年1月12日,首届映山红乡村年俗节期间,参与的工作人员385人,其中无偿志愿者360人,占93.5%;疫情防控期间,村里招募志愿者近600名,涵盖了村里每户人家。

浙江省民政厅基层政权与社区治理处处长李爱燕在考察大石盖村后评价说:“‘映山红计划’是基层治理的一个优秀案例。”她认为,大石盖村以“种菜”为切入口,让村民增收的同时,种出了美丽乡村、和谐家园,构建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提升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实现线上智治和基层自治,还有效盘活房子、土地、劳动力这三大农村沉默资源。

如今的大石盖村,也已在整合闲置土地和劳动力的基础上,将各类闲置房屋统一纳入映山红计划内,由映山红平台或区域品牌进行统一管理,统一出租,统一控制人流,变民宿为农村公寓。“我们引入了积分排名或退出机制,用户同样可以通过村民房屋的映山红平台二维码进行点评,评分差的将不予安排租户或降低租金。”孙国柱说。

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党员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理应成为乡村治理改革中的先行者,如今,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们、退伍军人们、青年党员们都已经行动起来了。”孙国柱说。

为了充分发挥党员的示范带动作用,大石盖村通过设立党员示范户、党员监督户等,让党员率先在基层治理中作“贡献”、管“闲事”,并及时兑现价值共识机制,让党员有更多的获得感,以带动周边农户参与。同时,还以定期公示积分、晾晒成绩等形式,鼓励先行者、鞭笞后进者,倒逼党员提高参与度、贡献度。在党员的带领下,已有越来越多的普通村民真正把自己当作村庄的主人,自发加入到了公共事务的治理中。

“‘映山红计划’的核心关键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共产党员》杂志社原副总编、高级编辑江润秋认为,这样的创新模式已经在大石盖村初步打开了局面,通过数字赋能,用制度的力量来约束和规范,把边角废料的荒地变成菜地,不仅让村民成为了富人,更成为了好人。

正如戴村镇党委书记俞国燕所说,党建引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通过开展“映山红计划”,戴村要让基层党组织要从“管理者”转变为“引领者”,村民从“被动管理”转变为“主动参与”,让资源要素从“碎片化”转变为“集成化”,让产业从“低小化”转变为“品牌化”。

探索未来乡村生活

从农业生产到资源激活,从“政府干,群众看”到公众自愿参与社会治理,从“映山红计划”到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农村既是农民美好生活的美丽家园,又是市民休闲养生的生态乐园。

金聪认为,这样的“戴村模式”可以看作是未来乡村的一个雏形,“它必须以人为核心,而非数据或设备。”他感慨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付出了努力和汗水,只有通过整合专业的资源和力量为他们赋能,才能使老百姓享受到发展的红利,真正有获得感。”有了安身立命的方式,人们才会愿意回到乡村,从而推动乡村振兴。

“戴村想在发展的过程中提升效能,还需要融入外部环境,开展多样化、多主体的合作,走市场化路径。”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总经济师、省政府与杭州市政府咨询委员朱李鸣表示,政府要发挥强大的组织能力,更大范围和限度地整合资源,结合一村一品,体现各村特色点亮品牌,在精细管理、统一标准的同时实现差异化发展,做到产业转化途径多样化。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副主任、研究员徐志宏认为,“映山红计划”接下来应拓宽改革面,在形式上要从农业生产拓展到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村务管理、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同时更好地与国家、省、市的数字乡村战略部署相结合,具有一定的可推广性、规模性,并形成品牌化发展。

“从数字经济、农村电商,到基层治理,再到乡村振兴,其实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戴村实践的‘映山红计划’,”《小康》杂志社副社长赖惠能表示,它所诠释的未来乡村,既是生态乡村,也是数字乡村、文化乡村。

更重要的是,“戴村模式”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在寻找一种中国道路模式,即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应起引领作用,“补位”而不“越位”,“戴村正是以市场机制而非纯粹的行政命令为纽带,构建了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接下来,戴村可以将打造区域公共品牌作为当地党委政府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工程,更好地输出“戴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