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国富豪圈青睐的家族办公室，究竟让财富传承还是毁灭?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群

作为锦州奥鸿药业创始人，于洪儒最近一段时间在博泽家族办公室与一些投资机构频繁接触，寻找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的资本投向。

位于北京国贸嘉里中心南楼11层的博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不到40人，却掌管着高达40多亿元的资金。整个办公室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一年物业租金就高达600多万元，门面却十分简洁，装修低调。

于洪儒在2015年创立的博泽家族办公室前身是由资产管理公司转型而成。他在2009年创立博泽资本，并在2011年和2014年分两次将锦州奥鸿药业的股权转让给上海复星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获得了32.31亿元的超高净值回报。

中国经济数十年的腾飞，创造了规模庞大的亿万富翁群体，大批的超级富豪和大量的可投资资产，使得家族办公室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悄然兴起。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李看来，“在这个时间点上，家族办公室在中国加速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如今，被超级富豪家族青睐的家族办公室分布在全球各大金融中心，家族办公室掌握着巨额财富，隐身在各类金融投资背后，成为金融行业里最顶端、最神秘和最复杂的存在。

中国富豪设立家族办公室极其重视私密性。对于外界而言，马云、蔡崇信的家族办公室蓝池资本像是执掌百亿美元资金的神秘机构；而王思聪操纵自有资金的普思资本和其父王健林的家族办公室也不为外人所知；而海底捞创始人、董事长张勇的妻子舒萍于2019年在新加坡创立家族办公室更是引发外界的猜疑。

全球“家办”兴起

现代意义上的家族办公室出现于19世纪中叶，一些抓住产业革命机会的欧美国家的大企业家将金融专家、法律专家和财务专家等聚集起来，就如何管理和保护自己家族的财富和商业利益进行研究。

于是，只为一个家族服务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诞生。1882年，美国标准石油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率先成立家族办公室，摩根大通创始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随后效仿。据不完全统计，在欧美国家，已经有几百个家族办公室服务了三代以上的家族成员。

单一家族办公室的最初形态是从家族产业中发芽，并持续为一个家族服务。按照美国SEC的规定，单一家族办公室只有1亿美元以上可投资资产的富豪家族才能负担起它的运作费用。而由此衍生出来的联合家族办公室则服务于更多雇主，甚至可以服务上百个家族，通常为2000万美元至1亿美元可投资资产的富豪家族服务。

经过上百年发展，家族办公室已衍生出各种组织形态。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皓认为，家族办公室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所需的专业服务。他将家族办公室定义为，对超高净值家族一张资产负债表进行全面管理和治理的机构。其可分为单一家族办公室(Single Family Office，SFO)和联合家族办公室(Multi Family Office，MFO)两类。

从当前发展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家族办公室都是单一家族办公室。据瑞银与康普顿财富公司的《2019全球家族办公室报告》显示，当前有80%的家族办公室为SFO，其中大部分与家族业务独立；剩余20%为MFO。

单一家族办公室显然更受到家族的欢迎。高皓对此分析称：第一，家族办公室管理的是家族整个资产负债表，而私人银行只是管理资产负债表的一部分；第二，私人银行往往隶属于大型上市金融机构，基于自身业绩压力，与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严重；第三，超高净值家族往往十分注重隐私保护，这是私人银行做不到的，也是联合家族办公室无法完全满足的。

财富管理是家族办公室的核心功能，此外还承担着各种眼花缭乱的服务。其中，包括税务、法律、健康、教育、医疗、艺术、旅行、慈善等一切富豪家族能需要的服务；有的还能处理敏感的家族事物，例如拟定婚前协议或离婚协议，帮助继承人上任等。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家族办公室注册地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不过，随着亚太地区经济占到全球越来越高的比重后，形势发生变化。根据康普顿财富公司统计，在全球大约7300个家族办公室中，亚太地区占到1300个，2017年后的增长率高达44%，已经超过欧美国家。

可预见的是，家族办公室下一个增长爆发点就在亚太地区。

高皓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2000年后家族办公室的快速发展，主要由这二十年间发生的三大趋势推动：一是，全球化、科技化、金融化使世界各国的财富创造速度增快、财富规模显著增加，经济结构的变化催生了更多的超级富豪；二是，财富管理行业发生了巨变，与传统私人银行等机构相比，家族办公室的定制性、中立性和专业性能够更好地满足新兴超高净值人群的需求；三是，家族办公室与家族传承高度相关，家族办公室的功能定位与全球财富传承的浪潮相契合。

家族传承隐忧

家族财富传承一直是世界性难题，也是富豪们永远关心的话题。

从家族企业传承成功率看，中国家族企业平均寿命不足24年，只有不到30%的家族企业能进入第二代，不到10%能进入第三代，而进入第四代的只有大约4%。家族企业短暂的生命周期似乎在验证着一句千年俗语——“富不过三代”。

家族办公室像是在做一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任务。“超级富豪成立家族办公室希望可以实现财富传承，然而财富毁灭的程度更加高。即使家族信托或许将财富传承成功率提高10%~20%，但依旧难以改变‘富不过三代’的困境。”高皓说。

京华世家家族办公室创始人兼总裁李群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中国当前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财富传承窗口期。“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经济发展，造就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富豪群体之一。如今，这批第一代或第二代企业家面临着三种难题，分别是企业转型升级、新老交班和财富传承。如果这么多民营企业得不到有序传承，那么中国将会面临巨大的社会问题。”

2013年前后，家族办公室在中国内地生根发芽，逐渐被超高净值家庭认识并接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李认为，其一，很多富豪家族财富足够支持家族办公室设立的支出；其二，私人银行服务越来越难以满足超级富豪的需求；其三，很多原本私人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所的专业人才，看到条件成熟纷纷跳出来，愿意为超级富豪提供专业的家庭办公室服务。

中国单一家族办公室普遍保持着精简的结构，这使得外包战略成为很多家族办公室的选择。其中，大部分家族办公室都与外部的私人银行、投资银行等保持密切合作，少部分家族办公室不进行直接投资，自身只是负责资产配置、遴选投资经理，也有一些家族办公室甚至将风控、税务、律师、IT等职能都外包给外部专业机构。

博泽家族办公室采用的也正是内外包战略。于洪儒透露，“在一些专业领域上，我们是与外包公司合作，但在理念、策略上，我们都是要自己学习的。尤其是认知层面的认知学习、策略规划、二代培养、家族慈善等，一定是要自己做的。”

于洪儒介绍，博泽家族办公室的运营模式是单一家族办公室，主要功能是资产配置和家办功能，致力于做长期投资。

在传承角度上，于洪儒认为，精神传承比物质传承更为重要。对此，博泽家族办公室建立了家族慈善业务，正在探索慈善基金会和慈善信托等形式。“善良让钱走得更远，用慈善来烘托起家族的理念，这对于家族和企业都有很大帮助。”

尚需规范

由于处于发展早期阶段，中国家族办公室目前难以对金融系统产生重大影响，更实际问题是如何监管当前鱼龙混杂的行业。

就目前来看，国内单一家族办公室大多设立在香港和新加坡，例如龙湖地产吴亚军、阿里巴巴马云、玖龙纸业张茵等。国内发展最快的模式是联合家族办公室，李群笑称，“家族办公室数量比家族都多”。

高皓也表示，过去几年家族办公室概念在中国火热，市场上产生了一批打着家族办公室旗号、实际上做着南辕北辙业务的家族办公室。这些所谓的家族办公室，对于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和家族财富的传承保护都是极为不利的。

按照李群的看法，中国家族办公室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即是说多做少、伪多真少和南多北少。很多家族办公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办公室。中国的家族办公室背景多元，业务不一，总体上还处在起步探索阶段，十分具有中国特色。

惠裕全球家族智库创始人范晓曼则认为，这么多年中国家族办公室行业发展确实在有序推进，但也受制于大多数从业者的“半路出家”及FO机构属性的某些缺憾。对比美国，从家族投资顾问衍生的家族办公室拥有SEC颁布的买方顾问牌照；而中国很多家族办公室则脱胎于卖方机构。国内几家知名的财富管理公司旗下的家族办公室在业务发展中，同样会遇到既要以买方思维取得家族客户的信任，又要兼顾产品销售，难以两全，FO家族顾问的高门槛职业诉求，能跨越的从业者寥寥无几。

德裕世家家族办公室创始人兼董事长张咏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家族办公室行业最大的难题就是获取信任。“一是信任人和机构的道德品质，二是信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两个都是极其难做到的。”

张咏还认为，中国富豪对于家族办公室服务的付费意愿十分低，这也直接影响到家族办公室的盈利模式。国外常规的咨询费用，国内富豪愿意支付的很少，所以就形成当前常用的两种收费模式，一是从投资收益分成加管理费，二是收固定年费。

对比美国，中国家族办公室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但中国没有相应的政策。未来，是像美国那样对家族办公室设立门槛、颁布牌照那样进行规范，还是像新加坡那样开放家族办公室设立，这都犹未可知。

不过，在大批民营企业需要传承和越来越多富豪移居海外背景下，家族办公室政策早日明晰，显然对于行业发展更加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