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工有多难：有工厂口罩被征用，北京奔驰每天损失超4亿

2月9日晚上6点，思慧收到了公司人力资源部发来的通知，“鉴于当前疫情发展状况不明，原定于2月10日的复工日期往后延续一周”，思慧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家里的口罩不够用，我也不想坐地铁去上班”。

2月10日至14日这一周，在互联网行业中，员工们依旧在家办公的公司占绝大多数。顶多是要求部分到岗，“管理层轮流值班，必须有人在办公室，但每天去办公室的人数不能超过总人数的20%。”一位互联网公司中层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传闻中的疫情拐点迟迟未到，新增的确诊和疑似病例数依旧呈现上涨的趋势。全国各地也因此显现出了谨慎的态度。互联网公司，作为最具有在线办公条件的类别，在延迟复工上展现出了明显的积极性。

但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制造业基地，复工成为科技圈近期最焦虑的话题。一个个段子在朋友圈流传，“一万个复工口罩被征用了，开工继续推迟”，“公司没有了，不用回来了”。多位采访对象表示，这些都不是段子，“我们真的遇到了”。

推迟复工一天就会带来一天的损失。一位拥有千人工厂的珠三角制造业老板对财经天下周刊表示，公司空转一个月，就要净亏损近300万元。跨国公司同样如此，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北京奔驰在2月6日向天津市政府以及天津武清区发函，请求特批其在天津武清的19家零配件供应商提前复工。函件中称，若北京奔驰不能在2月10日全面复工，经济损失每天将超过4亿元。

线下很难乐观

同样在互联网公司，思慧的老板就明显要焦虑的多，直到北京下发可延迟复工的通知的当天晚上，才告诉大家可以在家办公。而思慧在2月2日大年初九那天便返回了北京，当时北京原定的开工日期是2月3日，“临出发了发现开工日期又改了，反正回北京也得先隔离几天，索性就提前回了”，据当时北京市交通委官方所表示，还有800万人没有返回北京。

“我们公司总部在广州，北京都是市场部的人，在一个联合办公场所办公，我们都很担心中央空调的问题”，思慧说。最终经过与负责人的多番沟通，北京的人员得以延迟一周复工，“在广州总部的部门负责人需要到岗”。

但延迟复工只能缓解思慧一时的焦虑，“我们的业务还包括线下部分，现在线下全部暂停，没有了拓展客户的渠道，仅依靠复购，每天的订单量只剩下一小部分，对业绩影响巨大，确实很难乐观”。

一家IP运营类企业负责人告诉财经天下周刊，“我在1月底就决定再给员工们续几个礼拜，在家办公是对大家的健康负责，况且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在家办公也是可行的”。

如此选择也属无奈。尽管IP运营类公司的业务可以在线上开展，但相关业务往来方各个行业的人都有，“我们现在回款很困难，人员成本也不低，但目前合作方那边的欠款很难收回”。

在这一轮延迟复工的阵营中，以腾讯、阿里、字节跳动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展现出了互联网灵活性的一面。腾讯最先宣布将正式到岗上班延长到17日，而后又将时间延到了23号。

拥有5万名员工的字节跳动通知员工在2月9日前留在当前所在地，2月10日起可返回工作地，但需要返回后隔离14天再回到工作岗位，最晚复工时间已经推迟到了2月下旬。对于在家办公没有电脑的员工，字节跳动还启动了邮寄电脑的方案，员工可以申请让公司快递IT库存的电脑到家中。目前据了解，包括阿里、美团、每日优鲜在内的多家互联网公司最早开工时间均不早于2月17日。然而整个疫情期间，线上经济也从没停下脚步。

游戏、短视频类产品几度霸占iOS榜单前几位，2月3日千股跌停的局面下，游戏板块却可以逆势上涨。宅经济大行其道。

一面忙于自己的生意，另一面，互联网也成为抗击疫情的排头兵。腾讯、B站、爱奇艺、网易、完美世界等企业，或采购防护物资运抵武汉一线，或成立专项基金援助疫情最严重的区域，甚至还有企业宣布向武汉中小学生免费提供线上寒假作业。

随着复工日期的临近，阿里、腾讯、字节跳动也顺势大推各自旗下的企业级IM产品。在疫情面前，互联网可谓进退自如。

这届政府不错

有个企业申请复工

政府问你们口罩足够复工吗

企业说有，我们准备了一万多

然后被征用了。继续推迟开工

“这不是段子，我们真的遇到了。”一位在深圳和天津都有工厂的小米生态企业创始人说，他在申请复工时，就差点被地方征用了口罩，“我们解释说这是小米给合作伙伴的，口罩才没被拿走。”

2月10日，这个原定的开工日当天，这位创始人非常焦虑，因为工厂看来没有明确的复工时间，而且也没有明确的复工标准，“我们只能软磨硬泡”。

第二天，事情有了转机。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表示，我们将严格制止以设置审批条件、提高开复工门槛等简单粗暴的方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的做法。

上述工厂也在当天正式拿到了部分开工的批复，“只能恢复30%产能，现在招人是个问题，很多地方封路，人根本出不来。”

“虽说过了一个安静的年，但身边的朋友各个焦虑，待在家里都像热锅上的蚂蚁。”李麟是深圳一家展示文化公司的老板，他原计划2月10日开工，但他向当地政府提交的开工申请一直没有得到批复。往年没有审批程序，今年特殊情况，在年后广东省就出台了复工申请的规定。李麟让人事做了统计，因为员工流动率一直很小，这次有70%的员工可以返程。

开工与否是一个很现实的经济账。“如果开工，我一个月能盈利一两百万元，不开工最少亏300万元。”李麟算了一笔账。

具体来说，李麟的主要业务是为华为、vivo等品牌做线下零售店的展示柜和门头形象。他发现，自己很难按原计划开工，因为他的代工厂无法按时开工。

工厂老板们也正在焦虑的等待开工消息。“原来开工不需要审批，但现在需要网上提交复工申请，我们已经提了，现在还没有通过。”这位深圳老板说。

所有人都在密切注视着相关消息，“2月10日复工的计划大多不能实现，主要是工厂无法开工。”一位手机厂商管理者表示。

原本计划于2月10日复工的富士康，也不得不取消了复工计划。据日经新闻报道，公共卫生专家告诉富士康，经过现场检查之后，其深圳工厂面临“冠状病毒感染高风险”，卫生官员担心饭店和宿舍中的空气流通不良以及使用中央空调会加重感染传播风险。

总部位于北京的互联网硬件公司青萍科技，代工厂的复工时间也被一再推迟了。青萍科技CEO姜洋被告知，公司长期合作的一家位于东莞的代工厂要在2月17日才能开工，而另外一家位于天津的工厂则没有具体的复工日期。

工厂的开工日期从2月3日推到10日，又被延迟到17日，“谁知道还会不会延长。”姜洋说。

在珠三角的制造中心，工厂也在焦虑的等待中。广东中山一家五金制品厂的负责人王佩佩说，他们的工厂开工时间定在了2月17日，和他的几个客户同时开工，大家互相协同。往年正月初九就开工了，今年已经推迟了半个多月。

但即便如此，员工返程依然是个不小的难题，湖北籍的员工最早预计3月份才能返工，而周边省份也因为省际大巴停运，出行不便。他做了统计，到2月17日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到岗。

工人工资是其中很大一笔支出。按照政府的要求，尽管疫情导致员工无法到岗，但薪资需要照常发放。虽然假期只发基本工资，李麟企业里有1000余人，每个月也需要200多万元。他在深圳和惠州租了6万多平米厂房，每个月的租金也需要八九十万元。

房租也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不开工意味着厂房闲置，尽管国家出台了政策，号召业主对企业和个人减免一至两个月的房租，但前提是国有物业，对私人物业并没有硬性要求。

过年期间，李麟给工厂的业主发信息，对方也没回他。“这个东西没办法道德绑架，大家都有损失”。李麟也知道，疫情之下，没有人能够幸免。虽然政府规定国有物业可以减免一至两个月的房租，但无法强求私人物业也采取同样的措施。他也明白很多人的厂房是贷款建的，每个人都有难处。他在深圳有一片文化产业园，他的房东没有给他免租，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给入驻的商户做了一些优惠。

王佩佩租的也是私人厂房，“你跟人说减免房租法律上没有依据，你也开不了这个口”。不过中山当地政府已经在准备给予企业一些税收和银行资金上的支持。

李麟的库房里还积压了数千万元的货物，除了需要支付银行利息，货物放在库房也在增加市场风险，“时间越长风险越大”。

一个无法避免的现实是，他的客户也将做业务收缩，他的生意在2020年会变得异常艰难。元宵节那天，李麟在商家群里说了一句话：“目前的不可预见性和风险在于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每个企业怎么把这种风险和不可预见性变为可预见性，才是关键”。

李麟在组织自救。先是组织了一批人线上办公，但考虑到工厂不比互联网公司，组织复工才是当务之急。他在朋友圈买了一批口罩，囤了一个月的量，平时几毛钱一个的一次性口罩，现在卖到了3.5元。能不花钱的地方他开始尽量不花钱，企业规模也不再扩大，他打算把1000人的团队精简到600人左右。

去年底，疫情爆发前，李麟做了新一年的规划，当时已经准备做一些人员精简。他当时就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难处，面对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冲击，国内人力成本已经没有了优势，必须转型自动化。“要做精品，要做利润，而不是像原来那样只做规模和产量”。

他原本2月15日去德国考察12天，看看工业4.0，顺便采购一些自动化设备。但随着疫情发展，他被迫取消了行程。

“未来两年是制造业的关键阶段，这两年能挺过去就能活下来。”李麟说。去年他讲的是要做多少业绩，今年不定业绩，改为定利润。只是疫情突然，打乱了他的所有节奏。“目前不想利润也不想业绩了，想怎么活下去了。”

为了有足够的口罩应对开工需求，除了当地商会在组织，王佩佩自己也联系了一些朋友和厂家，这些一次性口罩3.5元一个，而且要求预定1万个以上才发货。除了口罩，王佩佩也找朋友买了一把体温枪，以前100多元，现在也涨到了300多元。所有防疫物资都在涨价，“我们现在唯一希望的是原材料不要有太大的涨幅，毕竟你已经接到的订单不可能再去涨价。”

年初，银行给王佩佩打过电话，询问他是否有资金方面的困难，但因为没有复工，订单也不明确，他也不知道接下来的困难会有多大。“现在生存肯定还能生存，但是不知道这个情况还要多久。谁都说不了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疫情终究会过去，但什么时候过去却在决定着他们的生存还是倒闭。

王佩佩最乐观的预测是推迟一个月能开工。“如果三月份大部分能够复工，影响不是很大，到了四五月份再复工，资金运转不过来，问题就比较大。”本来王佩佩的客户2月份要给他打款，但随着开工延迟付款也延迟了，“他们不给我付款，我也没钱付给别人，整个就是恶性循环”。

“我们也支持不了几个月，如果3月份能开工问题不大，如果三月初开不了工，问题也挺大。”李麟说，相比于餐饮和旅游行业，他所在的行业受这次疫情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尽管如此，企业的生存压力依然是摆在眼前的命题。

尽管大多数地方力求稳妥，但也有些地方早已经提前开工了。2月初，一位大型电子制造企业董事长表示，苏州的工厂已经可以有限度复工，“本地员工可以正常进厂工作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这届政府不错，现在复工细则都出来了”。

公司没有了，不用回来了

通知：假期延迟到2月2日；

通知：假期延迟到2月10日；

通知：公司没有了，不用回来了。

这个流传于朋友圈的段子，谭明没想到会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距元宵节还有两天，谭明刚躺下准备休息，突然同事发来一个链接，题目是《致全体学员、员工、股东的一封信》，点开一看：“今天北京下雪，很冷。我特别难过告诉大家，因公司现金流问题，即日起兄弟连北京校区停止招生，同时员工全部遣散。”

兄弟连成立近13年，被称为“IT培训领域的新东方”，主打变态监管，学员必须参加全日制培训。2016年，公司在新三板挂过牌，最风光的时候，账上有现金1.5亿，总部占地一万多平。

谭明没有赶上公司的好时候。在2018年，他创业失败，经朋友介绍来做讲师时，情况已不如往昔。之后的两年，公司一直在优化员工，招生数、年流水也在下降。

这让刚加入公司，斗志昂扬的谭明有些灰心，但他想，10年以上的公司，最坏的结局也是被收购。何况公司正积极转变教学模式，极力压缩成本，扭转颓势并非不可能。

2019年9月，创始人对员工们表示，公司资金储备少、运营成本重，能否缓发工资，勒紧腰带，节后招生旺季打个翻身仗时，谭明被对方的恳切打动，决定留下来。期间创始人承诺，已有投资人找来，其他校区也陆续会有收款。

谭明甚至对此没有太多关注：“毕竟还不到30岁，把许多东西看得比钱重。”

2020年1月17日，公司正式放假停工，仍然没发工资，只是给每人发了2000元过节费。这对曾在腾讯工作的谭明来说，并不算多，但他仍然安心回家休息、陪家人。

谭明家在农村，往年春节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家家户户晒太阳、打麻将。但今年，随着疫情蔓延，村里走动的人少了，遇到了也相隔很远打个招呼。再之后，村庄封锁，家家大门紧闭。

谭明猜到这对公司的业务意味着什么。果然不久后，多地发布通知，全面叫停线下培训，恢复时间尚不确定。节后本是招生旺季，如此一来，翻身仗不战而败，节前的坚守也失去意义。

全员解散后，谭明平静的生活被打破，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回复学生的种种疑问，还要发起劳动仲裁，以及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眼下大家都难，老板说写信时心在滴血，我相信。为公司抵押资产、背负债务，我也相信。但打工的也不容易。”谭明说。（应采访者要求，谭明、李麟、王佩佩为化名。）

来源：财经天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