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首席数据官：是潮流更是现实需要

本报记者 | 邵鹏璐

数字经济时代，设置首席数据官正不断受到企业和地方重视。

近期，广东省广州市、江西省南昌市、湖南省长沙市、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陆续出台方案，推行政府首席数据官（Chief Data Officer，CDO）制度，旨在加速构建数据管理体系，增强数据战略意识，推动数据产业发展。据悉，自2021年以来，江苏、广东、山东、浙江等省份已发布企业首席数据官建设指南。今年7月，《四川省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也完成了意见反馈。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将为企业设置首席数据官提供更多参考路径。

在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况下，设立首席数据官制度，统筹数据战略实施、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与开发利用，已成为企业和地方政府治理组织体系创新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进数字化转型，首席数据官正在形成一股新潮流。据了解，首席数据官并不是一个新兴职位。早在2002年，美国的第一资本（Capital One）公司最先设立了首席数据官一职。“首席数据官制度已有20余年历史，全球不少知名企业都设置了这一岗位。”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佘堃表示，随着数据资源不断增长、数据价值不断释放，这一岗位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首席数据官是一个机构统筹管理数据资源的第一责任人。”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认为，首席数据官负责解决数据孤岛问题，打破数据资源及开发的碎片化模式，形成整体联动、高效协同、安全可控的数据治理强大合力，推进数据要素有序流通，激发数据要素潜力，释放数据要素红利。

当前，根据各地印发文件，针对地方政府和企业，首席数据官职能略有不同。

根据近日发布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首席数据官制度工作方案》，首席数据官是为进一步加强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开发和利用，在管理体制上设立的一个对数据战略、内容、质量、安全、价值等进行管理的高级职位。据北京市经开区发展数字经济工作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介绍，立足大部制改革后跨部门高效协同机制，经开区采用“首席数据官+数据专员+部门联系人”的“三级工作制”建立起上下贯通的数据治理组织体系，由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担任“首席数据官”，各部门信息化分管领导担任“数据专员”，同时设立一名部门联系人。截至目前，共有32个部门单位95人被纳入首席数据官的组织架构中，将围绕“数据决策—治理管控—业务支撑”三个维度协同发力，在打通跨部门数据汇聚共享、项目统筹规划沟通渠道的同时，为进一步建立健全符合经开区特色的数字化工作体系奠定良好基础。

按照此前《四川省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给出的定义，所谓企业首席数据官是指企业从事数据生产、治理、交易和使用等管理工作的高层管理者。主要负责组织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统筹建设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化支撑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协调开展数据产品内部需求分析和外部市场选购等，全面推进内外部数据产品在企业经营全领域的综合应用，将数据要素隐性价值充分转化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显性价值。简言之，是让企业的数据产生价值，并尽量最大化。

“从职责职能来看，政务首席数据官与企业首席数据官大同小异，但目标则有所不同。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兴起，政府对数据要素的治理开放共享也越来越重视。”在佘堃看来，政府首席数据官的设置从源头上为数字政府建设消除“数据烟囱”，设置重点信息化项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创新数据共享开放和开发利用模式，提高数据治理和数据运营能力，助力数字政府建设。站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数据二十条”（《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的背景下来看，企业首席数据官要考虑数据利用的效率和效益，尤其是研究当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大量数据资产后，数据要素如何参与市场化配置，进而为企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重要的资产与战略资源。四川省成都市产业数字化促进会秘书长徐震认为，企业作为数据生产、流通和使用的重要参与方，拥有海量数据资源，具备广泛数据应用需求。建立首席数据官制度，设置企业首席数据官岗位，是增强企业发展新动能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

当前，我国数据资产入表进程加快，数据的资产属性日益凸显。业内人士认为，未来政府和企业在数据资产管理和数据战略规划方面日益需要专业的数据支撑队伍和数据职能部门。

普华永道发布的《2023中国首席数据官调研》提出，目前企业在数据的战略与治理、安全与合规、生态与交易、资产与运营等相关工作领域，大多由IT、战略、运营、总裁办等职能部门承担了各项数据工作的管理责任，首席数据官和数据部门并未发挥应有的主力作用，有很大改进空间。普华永道思略特中国主管合伙人单小虎表示：“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步伐加快，中国首席数据官必将开始崭露头角，且这一趋势在金融行业尤为明显。与海外企业更加倾向关注数据保护不同，近一半的中国企业在年报中更倾向提及数据创新。得益于多年来以技术为重要驱动因子的业务增长内核，国内通讯、媒体与科技行业企业在利用数据驱动增长方面有更加敏锐的嗅觉和更为全面的思考和计划，更加依赖通过管控数据的提供和分析，识别和验证新的商机。”

各地积极探索实践首席数据官制度

广东省：广东是全国首个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度的省份。2021年5月，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鼓励试点单位先行先试，强化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统筹协同机制，为全面落实首席数据官制度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随后，广州、深圳等地陆续发布本市的实施方案。

《广州市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实施方案》创新性提出设置首席数据执行官，协助市首席数据官开展工作，聚焦数据资源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数据治理、数据共享开放和开发利用，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全面提升数据资源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核心驱动作用。

《深圳市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实施方案》明确首席数据官职责范围方面包含推进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完善数据标准化管理、推进数据融合创新应用、实施常态化指导监督、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开展特色数据应用探索。

除了政府部门首席数据官的设置，广东还于2022年8月发布了《广东省企业首席数据官建设指南》，提出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设立首席数据官。并要求首席数据官应设置在企业决策层，是企业对数据资产的使用管理和安全全面负责的高层管理人员。

近日，广州市正式印发《广州市全面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度工作方案》，将实行首席数据官制度作为推动数字化改革的有效抓手，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和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促进数据、业务、技术深度融合。

江苏省：2021年6月《江苏省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指南（试行）》发布，提出企业应依据自身特点和需要，将首席数据官制度的基本内容写入企业章程或列入企业管理制度，赋予首席数据官对企业重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并为首席数据官履行职责提供组织机构、人员编制、资金保障等各种必要条件。

2022年4月，苏州发布《全市教育系统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实施方案》，率先面向教育系统开展首席数据官试点建设。

浙江省：2023年7月发布的《浙江省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指南（试行）》，鼓励国有企业、基础电信企业、大型制造业企业、重点互联网企业设立数据领导小组和数据管理部门，由企业主要负责人、首席数据官等组成，对企业数据管理重大事项进行决策。要求首席数据官应面向企业数据资产管理与增值，制定全面系统的数据资产管理与价值开发战略，规划各级目标，对企业数据架构、数据治理和数据质量方面的工作进行规划和指导，确保数据发挥战略性资产的作用为企业战略和业务目标提供支撑。同期，浙江省企业首席数据官联盟也正式成立。

上海市：2021年11月发布并于2022年正式实施的《上海市数据条例》提出鼓励各区、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建立首席数据官制度，这也是上海市数据要素市场的一项关键工作。

2022年9月，《静安区建立首席数据官制度实施方案》印发，正式建立了区首席数据官制度，成为上海市首个全面推广实施首席数据官制度的区。

2023年6月，上海市通信管理局印发《上海市电信和互联网行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指南（试行）》对外公示。文件指出，通过在本市电信和互联网行业试点建立首席数据官制度，将数据战略引入自身的日常管理运营，指导行业全面统筹数据开发、利用和安全，引导企业构建、激活数据管理能力。

四川省：2023年5月，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起草了《四川省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指出，建立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设置企业首席数据官岗位，是增强企业发展新动能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鼓励各行各业设立首席数据官，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权责一致、效益优先”的原则组织实施。

山东省：2021年8月发布的《山东省企业总数据师制度试点工作建设方案》，明确首席数据官应该通过开展教育培训，提高企业员工数据资产意识，构建企业数据资产文化，引导建立正确的数据价值观，增强全员的数据安全意识，不断优化数据质量。山东省数字经济协会、山东省大数据协会等行业协会、联盟负责本行业、本联盟内的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推进工作，编写案例和最佳实践，开展人才培训，为企业首席数据官提供人才储备。

北京市：2023年1月，《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正式实施，第四十八条提出鼓励各单位设立首席数据官。

2023年3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共北京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举办了全国首批企业首席数据官素养能力培训班，在全国率先打造政产学研协同的企业首席数据官培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