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探讨发行三五十年期的长期国债将其配置到基础研究领域

刘俏

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激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的动力源，加大对节点产业、节点领域的投资，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动能的转化。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要实现“碳中和”，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科技创新，而作为科技创新“总开关”的基础研究投入尤为关键。

长期以来，我国研发强度虽然不断提升，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却显得不足，直接导致以复杂、底层支撑性技术和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创新相对匮乏，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与发达经济体地位存在差异。国际贸易领域通常用“价值链上游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2018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为0.01，略低于40个主要开放经济体的平均位置（0.04），而美国的位置指标为0.29。也即说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绝对上游，对核心技术和原材料等有较强的掌控，能够形成对处于价值链下游国家和经济体的制约。

这种“制约”，在逆全球化思潮之下，给我们最直接的冲击和影响就是技术“卡脖子”。

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进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只有在基础研究上实现突破，我们才能真正化解发达国家对我国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封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欧美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占比基本稳定在12%以上，同期美国为17.2%，法国则高达25%。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推算，美国研发投入约占GDP的3%，基础研究研发占比以17%~18%来计算，那么美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大约是我们的5倍。

基础研究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如何解决资金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调动市场力量的同时，也要发挥好中央财政的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

当前宏观政策正处于发力窗口期，可将发行“特别国债”作为政策选项，所获资金直接用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在研发中的占比，这将在中长期内极大地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可以探讨发行30年期、50年期的长期国债，将其配置到基础研究领域。目前基础研究的经费一年约为2000亿元人民币，是否能扩大到1万亿元甚至更多？这样持之以恒地投入10年、20年，我们相信，假以时日，回报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呈现出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