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情怀责任担当倾力打造大外事格局 把外事工作势能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 朱波

天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港口经济的风向标，也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窗口，经济发展、营商环境、对外交往等方面格外引人关注。当前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严峻复杂，对外经济交往工作变得越发重要，外事服务于经济发展与合作的作用愈发突显。在此背景下，天津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栾建章及其所带领的工作团队，从本市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主动谋划并不断促成对外经济交流活动，不仅在疫情期间率团出访白俄罗斯，还随市领导访问日韩、新加坡等国和港澳地区，取得一系列务实成果，充分彰显了外事工作的责任担当。

记者围绕天津在疫情后一系列经济外事活动的谋划推进及其效果，对栾建章主任作了专访。

“北上”“东进”“南下”“西征”  用脚步拓展发展空间

记者：请栾主任介绍一下近期朱鹏副市长率团出访新加坡和港澳地区取得的成果。

栾建章：这次出访时间紧、节奏快、任务重，达成了多项重要成果，实现了预期目的。从2月15日朱鹏副市长率团走访我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开始，到2月23日走访澳门中国企业协会，在9天时间内，密集开展了45场政务和商务活动，签约达180多亿。拜会了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孙海燕、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尹宗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会见了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会长傅建国，就深化津新、津港、津澳各领域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

朱鹏副市长还出席了由天津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天津（新加坡）（香港）投资环境推介会、由天津市国资委与香港中华总商会共同举办的“津港企业家携手并进、同心谱写合作新篇章”主题座谈会和天津-澳门企业家座谈会，走访了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吉宝企业、MooVita公司、玮壹科技城和ADM公司，分别与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总裁陈聪敏、吉宝中国区首席代表吴来顺、MooVita公司总裁罗文佳，裕廊集团总裁陈文凯和ADM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亚太区总裁约瑟夫·塔茨会谈，双方就在津开展项目合作进行洽谈。还走访了香港恒隆集团、华润集团、港铁公司等香港企业，分别与香港恒隆集团副董事长陈文博，华润集团副总经理、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小军和港铁公司行政总裁金泽培等会谈，双方就津港开展项目合作进行洽谈。还走访了香港科学园，与行政总裁黄克强举行会谈，双方就加强天津天开高教科技园与香港科学园合作进行广泛深入交流。

记者：一月份杨兵副市长出访日韩、二月份朱鹏副市长出访新加坡和港澳地区，这是在什么背景下谋划的出访？

栾建章：天津外事部门在疫情后紧锣密鼓地推进多轮外事活动，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大抓发展、大抓招商，要走出去。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对外交流工作。三年疫情，我们与世界的链接显然有点松动，当前需要巩固和重新加强与世界的面对面链接。这种链接绝不能仅仅是线上的、视频的链接，还要见面握手，坐下来面对面交流沟通。基于这种背景，就有了上面提到的两次出访。在杨兵副市长出访日韩之前，2022年11月24日到26日，我还带团出访了白俄罗斯。那时候疫情防控政策还没有调整，我们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三天的访问日程，有四天是在路上，还有八天的时间被隔离，这里的难度和风险就可想而知了。

记者：这些系列出访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一轮“走出去”中，天津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栾建章：天津走出去是有布局的，用我的话说，杨兵副市长出访日韩叫“东进”，朱鹏副市长出访新加坡和港澳地区叫“南下”，而3月份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到欧洲出访叫“西征”，我带队出访白俄罗斯可以叫“北上”。这一系列动作在全国也是靠前的。

天津外事也要按下“加速键”、吹响“集结号”

记者：3月7日，外交部长秦刚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表示，中国外交已经按下“加速键”，吹响“集结号”。您如何理解秦刚外长的这句话？天津的外事工作是否也按下了“加速键”，吹响了“集结号”，在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目标和举措？

栾建章：这个问题提得好。世界是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敞开胸怀，拥抱世界，打开国门搞建设，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变得多面和全方位，尤其是当前的外部环境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秦刚外长说，中国外交是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是穿越惊涛骇浪的远航。惟其艰巨，更显荣光。因此，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营造、创造、塑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必然成为外事工作的历史担当，不加速肯定是不行的，当然需要按下“加速键”，吹响“集结号”。

记者：我注意到，您在描述我们的外部环境的时候，用了“复杂”二字。联想到最近我们与日韩的关系也很复杂，但天津市政府代表团还是出访了日韩。

栾建章：我为什么用的是这个词呢？坦率地讲，我们现在的外部环境确实是比以往更加复杂，甚至非常严峻，对此我们要有正确的理解。世界本来就是多面的，我们确实面临的有比较严峻的一面，面对打压、遏制、断链、脱钩等等，但这绝不是我们外部环境的全部，也不应该被看成是全部。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记者：美国很多人还是愿意与我们来往的，愿意与我们一起发展的。

栾建章：至少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与中国的联系是他们的前途命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关系到他们的未来，所以，不要认为都是一边倒的，赞成我们的、支持我们的大有人在，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我们的外事工作按下“加速键”，吹响“集结号”要干什么？就是要时不我待，集中力量去主动争取那些赞成和支持我们的大多数，多做赢得人心的工作，多做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人类共同进步的实事。

记者：我注意到，3月13日在天津外办主办的大曼彻斯特•天津绿色低碳主题交流会上，英国的参会方就表现得对我们很友好，是不是也可以是一个注脚？

栾建章：中英地方合作大有可为。当前的外部环境复杂、外事工作难度大，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但复杂与有难度不代表办不成事。刚才提到的杨兵副市长去日韩的访问，也是在这种复杂的外部氛围中实现的。做到这些，需要我们在工作中有情怀、有责任、有使命、有担当，也要有斗争精神。

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从来就是辩证统一的

记者：您对斗争的理解是什么？

栾建章：我理解斗争概念不仅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勇气、是一种担当，更是一门哲学。对于外事工作来说，斗争要讲究策略和方法，还要把握时机和机遇，变被动为主动，唯有以主动才能赢得胜利或者叫成功。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就是要在各自岗位上展现一种挺身而出、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良好精神风貌。具体到外事工作者，至少应当做到三个方面：一是瞄准大外事的战略目标，善于跟过时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作斗争，敢于朝着大外事创新发展的新路子迈进；二是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敢走出去、融进去，善于在复杂局面中斗智斗勇，勇于战胜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用顽强斗争精神打开大外事发展的新天地；三是外事工作者要不断学习、深造、提高，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自觉塑造做好外事工作的策略和能力，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打好坚实的素质和能力基础。

记者：人才是核心竞争力。外办在人才储备方面是什么情况？最近几年有没有招才引智计划？

栾建章：发展大计务必要以人才为本，无论是合作还是斗争都要有人才做保障，外事工作的创新和发展，更离不开相应的专门人才。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外事工作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市委、市政府对外事工作提出很高的要求，外事工作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服务天津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对人才的需求特别是经济外事方面的干部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多，标准也会越来越高。

记者：下一步，外办是否还会根据天津“十项行动”的要求，有大外事的新举措？

栾建章：下一步我们要做的主要事情，就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四高”目标和“十项行动”要求，把外事工作和经济工作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事渠道、人脉和平台的这种势能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动能，为天津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增智添力，贡献更多外事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