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崛起》出版：解释“反常”，探索增长

房价涨跌、城市转型、贸易冲突、大国博弈、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往何处去？增长能否持续？答案关系每一个人的生活。

这是一本通过解释中国经济的“反常”，力图探索未来增长密码的书。

本书帮助读者理解：

中国过去超常增长的“突变”是怎么引发的？

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如何影响城市和经济？

从高速度转型到高质量阶段面临怎样的风险挑战？

如何把“危机”变成独特的机会？

如何从“反常识”的货币视角理解大国博弈？

本书是赵燕菁教授11年置身事内的观察、经验和7年置身事外的思考、提炼

作者把研究根基深扎在中国现实中，形成鲜活原创分析。借助独特窗口，观察经济演变，寻找增长处方，探索中国增长逻辑，应对世界变局挑战。

以下为精彩书摘：

1、关于“土地财政”的转型

“先租后售”模式同以往的“土地财政”一个重要不同，就是以往“土地财政”是通过补贴地价来直接补贴企业，而“先租后售”保障房制度，则是通过补贴劳动力间接补贴企业。

2008年以后，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已经不是土地，而是劳动力。新加坡和香港的对比表明，住房成本可以显著影响本地的劳动力成本，进而增强本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土地财政”下，“空间的城市化”并没有带来“人的城市化”——城市到处是空置的豪宅，农民工却依然在城乡间流动。现在很多研究都把矛头指向户口，似乎取消户籍政策就可以一夜之间消灭城乡间的差距。取消户籍制度，如果不涉及其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于什么也没做；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自动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那就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负担得起。　　

户籍制度无法取消与“土地财政”密切相关。由于没有直接的纳税人，城市无法甄别谁有权利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就只好以来户籍这种笨拙但有效的办法来限定公共服务供给的范围。要想取消户籍制度，就必须改为间接税为直接税。户籍制度同公共产品付费模式密切相关。改变税制，就必须面对前文所述的制度风险。（制度风险何在，《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转型》一书中有深入的论述）

但就算能够用财产征税取代户籍，也还是解决不了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问题——今天因为缺少财产而拥有不了户籍的非城市人口，明天也一样会因为缺少财产而无法成为合格的纳税人。如果不创造纳税人，而是简单取消户口，放开小产权，其结果就是南美国家常见的“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研究怎样让农民可以获得持续增值的不动产，远比研究如何取消户籍来得更有意义。（在“土地财政”转型过程中，如何降低社会风险、重建个人资产，书中有详细阐述。）

2、关于城市的转型升级

城市发展的衰退与企业经营的失败在原理上是相同的。能够获得资本，完成市政建设的城市很多；但能创造足够的收益，持续运转下去的城市却很少。当城市化转入运营阶段，问题的焦点不再是资本的多少，而是经常性收入是否足以覆盖一般性公共服务支出。如果无法获得足够的现金流性收入，之前所有的投资就会转变为无法偿还的债务。正如能盖起厂房的企业很多，但能赚钱的企业没几家。城市的道理相同，能建设起来的城市很多，但能通过运营最终获利的却很少。

进入转型阶段是否看好一个城市，就不应再看这个城市GDP的高低，而是要考察这个城市的现金流是否在增长。因为前一指标包含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如果固定资产投资仍处于高位，说明这个城市仍处于投资建设阶段，还未进入运营收益阶段。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经济度量标准，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成长性，不同的城市可能面临不同的风险。（书中对城市的两阶段增长做了深入分析，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面临大考，对个人来说，城市选择变得非常重要。）

作者简介：

赵燕菁：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现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城市规划》杂志编委、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雄安新区规划专家评议组成员。英国卡迪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博士。曾任厦门市规划局局长、厦门市规划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赵燕菁教授不仅研究城市空间的发展规律，对我国城市空间战略与政策曾产生显著影响，而且长期关注和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本书即为其在该领域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