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周跃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党中央基于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和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通胀水平居高不下，我们依然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与扩大内需战略的有机结合，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学上一对最基本的范畴。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多重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但需求与供给相互作用是最基础性的动力。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两者之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解决供求失衡问题要找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科学把握两者关系，提出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思路，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一方面，中国经济经过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和体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经济代价；另一方面，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不可避免产生产能过剩、债务累积、成本上升等问题，人口、劳动力、技术、全要素生产率等影响长期发展的供给侧要素发生深刻变化，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从总需求不足转变为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到供给侧。

基于此背景，2015年党中央适时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通过大力推动“破、立、降”，使供需结构失衡得到矫正，通货紧缩趋向得到遏制，不仅提振了我国经济增长，也促进了全球经济复苏。实践证明，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揽子政策的深入实施，2018年，党中央进一步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要求更多采取改革办法，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着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推动金融和实体经济、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等深层次关系调整优化。通过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发展新动能加快成长，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

但不得不承认，近年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区域布局正在发生广泛深刻调整，能源资源等供应稳定性下降，全球经济原有供需循环受到干扰甚至被阻断。特别是某些国家不顾国际关系准则和经贸规则，试图通过脱钩断链、打压企业等方式极限施压，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对全球总供需平衡产生重大冲击，原有的供需平衡体系被打破。面对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中国经济无法独善其身。

自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加上中美贸易摩擦等宏观因素，中国经济开始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一些领域风险因素上升，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土地等传统优势弱化，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受到制约。从这个角度看，原有的仅从供给端来重塑中国经济的“药方”，显然已力不从心，亟待从供需两端发力，既扩大有效需求，又推动生产函数变革调整，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正是针对这种新形势，2020年以来，党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发展的基点牢牢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这就要求我们统筹谋划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适配性，打通经济循环卡点堵点，推动供需良性互动，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

从供给侧看，要牢牢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梗阻和堵点。生产是整个经济循环的起点。需要持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是解决供需不平衡不匹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所在。一是要持续优化经济结构，力促产业变革，支持高端装备制造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持续转换增长动力，力促动力变革，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二是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科技创新，力促质量变革，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三是要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力促效率变革，推动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内涵式增长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粮食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增加优质农副产品市场供给。

从需求侧看，要坚决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从经济学理论看，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是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是要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新一轮再生产的起点。超大规模市场是联通国内国际市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优势。要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持续激发消费潜力，夯实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二是要扩大有效投资，发挥出投资的关键作用，围绕补短板、惠民生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当前企业的投资愿望严重削弱，投资领域出现明显的“流动性陷阱”现象，这需要以公共投资为引导，加大对新基建等领域的投资力度，促进宏观经济的稳步回升。三是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好开放对拓展循环空间的作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与外部世界良性互动。继续扩大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吸引全球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和产品，打破外部对我国的围堵打压。

此外，需要打通消费堵点和痛点，破除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中高端消费的坚实支撑。建设现代物流体系，提高供给到消费的物流效率。只有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构建供给和需求正反馈机制，才能促使供需两端相互配合、协同发力，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与此同时，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升治理能力，优化金融体系功能，改善资本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达到更高水平的供求平衡，使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建立在强劲健康的经济基本面之上，从而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