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我们能够变“担心”为“放心”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局与江宁路街道合作试点首批公益普惠的社区“宝宝屋”，为有幼儿的家庭提供临时性、计时制的集中照护和育儿指导服务，缓解临时性托育难题。图为小朋友在江宁路街道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宝宝屋”玩耍。新华社

本报记者张守营

人口发展是“国之大者”，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在《求是》杂志上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以下简称“文章”）开宗明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文章指出，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着深刻而复杂的形势变化，人口负增长下“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

“人口负增长”“少子老龄化”引发热议，毕竟人口问题涉及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在担心什么？如何从科学理性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今后我们的人口发展又将往哪里去？人口结构如何才是最优？虽然文章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但我们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一番“考问”，更要进行学术性的研讨，还要把“重要的事情讲三遍”，14亿人口如果劲往一处使，那么巨大人口规模将带来什么？

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到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长期以来，我们深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影响，认为即使经济增长了，人口过多也将会最终导致贫困的结果。马尔萨斯的这个理论也被成为“贫困陷阱”理论。

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的指数增长并不能长期持续下去，将要受到食物等资源的约束，即理论上存在一个上限，到了这个上限后，人口增长率将等于死亡率，人口也将不再增长。这个上限就是所谓的“人口承载力上限”。

随着对“人口承载力上限的研究”，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又提出了“适度人口”的概念，这一概念指一定目标下的最优人口数量，也就是一定资源环境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最优组合点。

留美归来的社会学博士孙本文1957年5月11日在《文汇报》发表了题为《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的文章，从中国当时粮食生产水平和劳动就业角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8亿人口是中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这个观点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即使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参考这一观点。

但我们也要看到，地球对于人口的承载力极限虽然存在，但它是一个动态指标而非静态数字，会不断随着技术、文化和人类社会的前进步伐而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认为，如果说马尔萨斯描述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是工业革命以前的真实写照，但从他开始写作《人口原理》这本书开始，工业革命就已经在英国蓬勃兴起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马尔萨斯陷阱”就已经开始被打破了。

美国人又一次被“适度人口”理论“打脸”了。1920年，美国生物化学和生命统计学教授雷蒙德.佩尔和同事洛厄尔·J·里德，提出了一个未来美国人口增长的曲线图，在这个曲线图中，美国人口将于2060年到达极限值1.97亿。事实是，现在美国早就已经达到4亿人口的规模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1679年~1994年之间有65个有关地球可以支持的最大人口数量估算结果，但结果差异巨大，基本上都被后来的发展事实打破了。

我国的儒家思想里也有关于人口的论调，“庶富教”是其基本的人口观，“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就是说，我国的文化传统不仅重视人口数量的增长，而且更重视人口的教化与文明延续，这非常符合人口生产与发展的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认为，我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但人口已经不再是负担，而且正不断地成为发展的有利因素，我国也正在进一步从人力资源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市场经济中，需求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建立在14亿人口基础上的超大规模市场孕育了多样化的需求和层次化的消费，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所在。“超大规模市场具有很强的韧性和弹性，腾挪余地和回旋空间大，抗外部风险能力强，就像一艘轮船行驶在海洋中，吨位越大，行驶越稳，风吹浪打甚至狂风骤雨也不能改变它的航向。”张车伟表示。

重要的是人口结构

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既面临人口众多的压力，又面临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从规模上看，2021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这表明我国人口增速继续放缓。从结构上看，截至2021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同时到来，这意味着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冲击。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太大了，现在好不容易出现了负增长是好事啊，以后大家坐公交地铁不再拥挤，去景区赏景不再人挤人了，这难道“不香”吗？可在人口负增长下的“少子老龄化”问题却不是这么简单的。

未富先老，在未来的数十年里，我国的年轻人将会越来越少，同样，我国的消费总量也会减少。要知道，我国的经济发展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人口红利的支持。巨大的消费市场、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使得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进入我国投资。通过人口红利，我们获得了发展的资金和技术，从而开始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建设。

“鉴于以上趋势，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任务更重、要求更高、难度更大，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文章指出，树立系统观念，兼顾多重目标，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努力实现人口规模适度、素质较高、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均衡发展状态。重视区域协调，在一些人口与发展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精准做好各项管理服务，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维护民族和边疆地区稳定安全，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

“虽然我国人口总量增速有所放缓，总和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但总体上看，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人才红利优势后发，人口健康水平不断提升。”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去年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讲。

改变低生育率仍有机会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庆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把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融入各项工作。一是纳入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要达到4.5个；二是完善政策体系，聚焦婴幼儿无人照料的关键痛点，不断完善规划、土地、住房、财政、投融资、人才等方面支持政策，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同时，积极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让家政在婴幼儿居家照护上提供更多支持；三是实施专项工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集中攻关解决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疾病解决方案。

2021年9月，在一场关于应对高龄少子化挑战的论坛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人口结构变化深刻影响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与日本、韩国等国高龄少子已经“固化”的趋势有所不同，中国的高龄少子化趋势仍有动态变化的某些特点。主要表现在相当一部分群体有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但是养育成本逐年加大带来“生不起”的突出矛盾，因此要形成结构性政策与制度安排。

蔡昉认为，改变低生育率仍有机会，关键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三育”成本。

打好政策“组合拳”，在生育支持和家庭发展方面持续用力，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同向发力，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税收、社保等政策适当向生育子女的家庭倾斜，积极构建生育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和生育友好的政策支持体系，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激发生育潜能。

“让响应党和政府号召的群众不吃亏，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温暖。”文章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育养育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尊重基层实践，借鉴国际经验，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认真加以研究解决，不断补短板强弱项，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政策有序衔接，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切实维护之前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