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空气质量 “中国经验”正向更多国家传递

图为近日蓝天白云下的北京前门一带。新华社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 | 白 雪

过去50年间，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然而，空气污染仍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近年来，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又改善了空气质量，这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传递了积极能量。

近日，一场以“传递中国经验与技术，支持亚洲国家改善空气质量”为主题的交流会，希望将中国大气污染防治顶层设计，以及在重点地区、关键领域的相关经验与技术传递输出给其他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帮助其提升大气污染防治的水平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系统推进多污染物减排

“十三五”空气质量约束性目标的超额完成，表明我国政府的政策措施在助推主要污染物达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雷宇在交流会上介绍：“2013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发布，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从生态环境部一个部门的工作上升到全社会的层面，5年后又出台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在此期间，我国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等多项工作。”

“促进了能源结构的调整。”雷宇表示，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在“十三五”期间都有快速上涨的趋势。能源结构的调整不仅局限于几种不同能源品种的调整，还包括能源使用部门的调整。雷宇以煤炭为例解释说，虽然煤炭消费总量没有变化，但是更多的煤炭被用在电力等城市末端治理相对比较完备的部门，工业锅炉、民用散煤等使用量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大量使用燃煤进行取暖的煤炉被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所替代。

“产业结构也进行了非常大的调整。”雷宇说，“2013年以来，我国钢铁和水泥在持续增产的同时，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减少，实现了经济发展和污染控制的双赢。”

除了相关结构调整以外，我国在污染物末端治理减排方面也开展了大量工作，包括燃煤电厂的超低排放改造、工业锅炉改造、农村清洁能源替代、机动车污染防治、农业污染防治、扬尘污染防治等。“2013年以来，我国系统推进了多污染物的减排，大部分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与此同时，雷宇坦言：“在投入方面也是必不可少的，2013年以来政府持续投入大气污染防治的专项资金，环境税、环保税也在引导公众使用更加清洁的方式进行生产和生活。”

空气质量改善离不开科技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十三五”期间，大气污染防治一个非常重要的成绩就是重点区域PM2.5浓度下降，重点区域包括京津冀及周边、汾渭平原和长三角地区，这几个地方污染程度较重、人口相对集中，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污染防治的重点地区。

作为重点区域之一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在“十三五”初期重污染天气频发，“十三五”期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采取了多项措施来改善空气质量。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研究所所长胡京南介绍：“2017年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在秋冬季的污染过程显著减少，PM2.5浓度大幅下降。2021年，北京市PM2.5浓度首次达到35微克/立方米年均限值标准。”

胡京南指出，“十三五”期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快速改善，重污染治理成效显著。“空气质量的改善，离不开科技支撑。从摸清污染现状到预测下一步发展，再到会商决策、落实执行、监管和评估，科技支撑在整个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胡京南说。

“我国着力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和监测能力。”雷宇介绍说，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覆盖3000多个站点的空气质量监测网，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观测体系。同时空气质量的预报预测的体系能力也逐步提高，达到污染过程100%的预报准确率，污染等级80%的预报准确率，从科技方面支持了大气污染防治、重污染治理应对的工作。

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大气所所长宋丹林在介绍成都大气污染治理经验时说，成都近年来非常注重科技治气，建成了大气科研观测网络，并成立大气复合污染防控院士工作站，邀请国内顶尖的院士专家团队，对成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指导。

在深圳，目前建成了多功能、多指标、多维度、高精度的大气环境自动监测网络，除了国家所布置的控质站外，深圳所有街道都布设了同等的空气质量观测质站，形成高密度的监测网络，与此同时还建设了立体观测塔，持续为污染来源解析提供支撑。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研究室负责人颜敏认为，空气质量的研判和预报预警也是非常关键的支撑，目前深圳建成了集数值、统计为一体的预报预警系统，该系统全面支撑污染预测和应急管控。

那么针对一些科研基础较为薄弱的城市又该如何发挥科技力量呢？南开大学教授冯银厂认为：“从最基础的做起，把家底先弄清楚。比如，污染物都有什么，各自是什么样的情况。另外，要把罪魁祸首找出来，到底哪个问题是最重要的，抓谁最有效。从领导决策来讲，要知道什么重要，值不值得决策，做完能产生多大效果，这些都有基础的可操作的技术方法。”

多污染物实现协同治理

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成效显著，但挑战仍然严峻。雷宇表示，目前我国臭氧污染和浓度水平呈现增长态势。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中可以看到，臭氧污染防治比PM2.5更难，所以在未来实现PM2.5和臭氧浓度的双降，将是极大挑战。

“通过研究，我们得到非常重要的结论，帮助实现碳中和的措施，可能对PM2.5和臭氧浓度的下降贡献率达到80%。在这样的设定下，我国PM2.5的浓度在2060年左右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臭氧浓度能够达到每立方米100微克左右。”雷宇认为，接下来，一定要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空气质量改善相关工作，使两项工作之间实现正向反馈。

对此，胡京南也持有相同观点，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协同应对是长期的重点，而未来5年甚至10年的重点是通过氮氧化物和VOCs（挥发性有机物）协同控制，实现PM2.5和臭氧浓度下降，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将是未来5年~10年的重点。

2021年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关于开展细颗粒物和臭氧污染协同防控“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的通知》对相关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以山东省济宁市为例，济宁市PM2.5和O3（臭氧）污染协同防控“一市一策”驻点专家组成员、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高级工程师赵晴表示，济宁市以复合污染协同管控为核心，以工业源精细化管控为重点，围绕来源成因、精准溯源、评估诊断、动态监管四个方面构建了“四位一体”协同管控闭环技术体系。

重点行业经验借鉴

改善空气质量，一些关键领域的节能减排显得尤为重要。

移动源污染已成为我国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机动车污染防治的紧迫性日益凸显。“柴油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是目前氮氧化物排放的控制重点，汽油车是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减排的重点。”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研究员倪红认为，加强机动车污染减排制度体系建设，要从机动车污染治理的角度出发进行政府职能划分和管理制度的设计，一定要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的排放标准、检测方法和达标规定，这些要求要能覆盖到实际使用的环境，并且要有高效率、易操作的特点。

倪红说，“实现机动车排放高效管理，需要建立天-地-人-车的达标监管体系，加强遥感和柴油车远程监控数据的达标监管应用，并应用大数据分析方法确定监管重点企业、车型等信息，从而实现精准管控。同时，加强交通空气质量监测，具体分析机动车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谈及我国火电厂的大气污染治理，中电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志轩认为最直接的方法是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我国火电厂污染物排放标准领跑全球，提出的超低排放标准对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要求比世界上最严格的标准更为严格。”

随着电力行业环保水平显著提高，污染物的排放显著下降。王志轩认为，在未来，我国电力行业进一步减少空气污染的贡献空间要充分考虑到低碳发展的要求。比如，从前在脱硫脱硝时，并没有考虑到二氧化碳的问题，下一步要和二氧化碳控制的要求相结合。

农业农村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主体，我国的农业农村温室气体排放约占排放总量的15%。未利用的秸秆焚烧和自然堆放直接和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容小觑。

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研究院院长刘杰介绍，“双碳”目标下，秸秆综合利用政策也在进行相应调整。他提出，秸秆综合利用应着重以县为单元开始示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