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通胀是过度刺激和结构失衡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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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几乎处于失控态势，这不仅是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这两大“黑天鹅”事件的产物，更是其财政货币政策过度刺激、产业结构失衡以及高关税的必然结果。当前，美国高通胀已经开始反噬经济，“滞”的风险不断加大，并危及全球经济。

一、美国正在承受40年未遇的高通胀

2022年5月，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涨幅分别达到8.6%和10.8%，均处于40多年来的高位。总体来看，美国通胀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涨价范围广。当前从生产到消费、从商品到服务，美国各个领域的价格全面上涨。5月份，美国能源、食品价格同比涨幅分别达到34.6%和10.1%。即使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美国核心CPI同比上涨幅度也达到了6%。其中，新车和二手车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2.6%和16.1%；日用杂货价格同比上涨11.9％，创1979年以来最大涨幅；住宅租金上涨5.2％，涨幅为1987年以来最大。

二是涨价速度猛。次贷危机后美国通胀维持低位，尤其是核心通胀长期处于2%的目标水平附近。但2021年3月后，美国CPI和核心CPI同比涨幅分别超过2%并迅速攀升，涨势之快超出预期。截至今年5月，美国CPI同比涨幅已连续6个月超过7%，核心CPI已连续5个月维持在6%以上。物价上涨速度仅次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的涨速。

三是通胀预期久。通胀持续“爆表”使得美国通胀持久化的预期得到强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经放弃此前坚称的“通胀暂时论”，称“通胀可能需要比之前预期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我们的价格稳定目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近期也公开承认，去年预测通胀上升是暂时的判断是错误的。纽约联储最新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从6.3％上升至6.6％。

二、美国高通胀是咎由自取

拜登政府妄图将物价上涨“甩锅”给俄罗斯、中国等其他国家，实际上高通胀是美国自身宏观政策过度刺激和经济结构失衡的必然产物。

（一）美联储货币政策“大放水”为通胀高涨埋下伏笔

按照货币主义理论的观点，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当过多的货币追逐有限商品时，就必会推高商品价格。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美联储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美元流动性的“大放水”。2020年3月，美联储两度紧急降息，将基准利率降至0-0.25%，并开启了“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从2020年2月末至2022年3月末，美联储总资产规模由4.2万亿美元迅速扩张至近9万亿美元，两年时间累计增长超1倍，这为美国高通胀提供了流动性基础。

（二）美国政府财政政策“大刺激”加剧供需失衡

与美联储货币“大放水”相配合，财政政策“大刺激”也对美国通胀提供了政策沃土。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先后推出了七轮财政纾困救助法案，金额累计达6.7万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从2019年的9840亿美元跳升至2020年的3.1万美元，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由2019年的4.6%跃升至2020年的15.2%。财政政策的大规模刺激导致了总需求的过度扩张，加剧了供需失衡。

（三）产业空心化是美国通胀的供给侧原因

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国，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82.6%，但工业规模偏小，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到11%，国内供给和需求严重不匹配，这是高通胀的结构性原因。美国曾经是全球最大制造业强国，但其凭借科技优势和美元霸权，优先发展高利润率的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逐渐将利润率低的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长期的产业外迁造成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虽然美国希望通过“再工业化”重建国内制造业体系，但受制于成本劣势，进展甚微。疫情后，美国财政货币“大放水”造成需求过热，产业空心化却导致供给不足，国内供需缺口不断扩大。

（四）贸易保护主义推高美国物价水平

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对数以千计的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根据全美零售联合会统计，加征关税并没有降低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进口商却因此被迫多缴纳1365亿美元税款，这部分成本最终被加到了商品价格当中，成为推高商品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2022年5月，该协会表示，结束贸易战是抑制美国通胀最直接、最有效的政策，一旦取消特朗普任期内对华商品加征关税可以使美国物价下降1.3%。拜登政府至今仍不取消对华商品加征的关税，使得特朗普的政治遗产继续困扰美国经济。不仅如此，拜登政府极力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为全球供应体系顺畅运转制造人为障碍，使得大量消费品订单在东南亚、印度和中国大陆等新兴经济体之间不断无效流转，继续为美国通胀火上浇油。

（五）疫情后供应链持续不稳加剧美国供应短缺

疫情后，受制于关键零部件短缺、运输体系混乱等原因，美国供应链长期不能顺畅运转衔接，是导致高通胀的直接原因。从2020年下半年起，芯片短缺问题就持续困扰全球车企，导致美国市场上汽车供应不足，引发二手车价格成倍上涨，构成了美国CPI上涨的主要成分。疫情后，设备陈旧失修、装卸工人和卡车司机严重短缺等原因造成美国港口运转效率持续下跌，整个物流系统陷入混乱，进口货物无法及时销售到消费者手中，也是美国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

（六）俄乌冲突给美国通胀火上添油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全球重要的资源出口国，俄乌冲突造成原油、天然气、矿产、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特别在能源领域，欧美试图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将俄油气排除在全球能源经济之外，造成了全球油气供给不足、价格飙升。当前美国正在遭遇50年来最严重能源危机。6月6日，拜登宣布美国进入能源紧急状态，称能源短缺已经危及国家安全和民众生活。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6月13日美国汽油平均价格史上首次超过每加仑5美元，而一年前仅为3.1美元，涨幅超过61%。

三、美国高通胀害己害人

面对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美国被迫开启了政策收缩进程，这必然加大经济停滞风险，并可能对新兴经济体造成溢出效应冲击，引发一系列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

（一）美联储加息进程被迫提速

此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在5月份议息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只要经济数据符合预期，美联储将在6月和7月各加息50个基点。5月份通胀数据公布后，更广泛和持续的物价压力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将采取更加激进加息立场的预期。CME的FedWatch工具显示，美联储到7月份累计加息125个基点的概率上升至73.9%。联储官员预期的长期利率水平为2%-3%，上一轮加息周期时，美联储通过9次加息，用三年时间，在2018年12月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提升至2.25%-2.5%，如按照当前预期的加息速度，这意味着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在三季度就能达到这一区间，相比上一轮加息周期，本次加息速度大幅加快。

（二）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大幅上升

历史上不乏美联储大幅加息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先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应对飙升的通胀，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迅速收紧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自1979年年中的10%左右大幅上调至1981年6月的20%附近，美国经济也随之分别于1980年和1982年两度陷入衰退。今年以来，市场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已经开始蔓延，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两度出现倒挂，而这往往是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前兆。高盛、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等华尔街投行已经纷纷发声警示衰退风险，摩根士丹利预计美国经济衰退概率为50％，《金融时报》与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6月联合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近70%的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明年有可能陷入衰退。

（三）美国金融市场更加动荡

美联储长期保持超低利率及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市场流动性泛滥，刺激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情绪，导致资产价值的高估。美联储“缩表”和加息带来的流动性收缩和利率上升达到一定临界值后可能令资产价格大幅调整。今年以来，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加速收紧，美国债市、股市都迎来大幅调整，截止6月中旬，2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年初的不足1%上涨至3.4%以上，创下2007年以来的新高。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升至2011年以来的高点。同期内美国三大股指年内跌幅超过16%，纳斯达克指数跌幅超过30%。衡量市场恐慌情绪的VIX指数也持续在20点-30点的高位波动。未来如果美联储货币紧缩幅度继续加大，将使美国金融市场动荡进一步加剧，甚至引发股市、债市双双崩盘。

（四）美国低收入家庭贫困化加剧

40年来最高的通胀水平给美国家庭带来巨大的支出压力。截至2022年2月，根据穆迪分析公司研究，物价上涨已经造成美国家庭每月平均支出增加276美元。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已经无法负担生活成本的上涨，陷入生活拮据当中。美国劳工部2022年5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约有31%的美国家庭在支付日常家庭开支方面“有些困难”或“非常困难”，较去年同期高出6个百分点；有高达9%的美国家庭“有时”或“经常”吃不饱饭，也高于去年同期的7%。美国国家能源援助董事协会（National Energy Assistance Directors 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能源价格正变得“难以承受”，目前美国居民拖欠的公共事业费用高达220亿美元左右，接近是往年120亿美元的两倍。

（五）新兴市场面临汇率和债务风险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货币超发、财政刺激等“大水漫灌式”政策不仅引发其国内高通胀，美元还大量流向国际金融市场，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过剩，推高了新兴市场国家债务负担，增强了全球金融不稳定性。当前，高通胀迫使美联储加快了加息进程，新兴市场和美国的利差收窄，引发美元加速回流美国，新兴市场面临汇率危机、债务危机乃至全面经济危机。除此之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还导致终端商品价格更昂贵，加剧国内通胀压力，加剧人民生活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