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转型》：靠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才可持续

王小鲁

滕泰先生的《深度转型：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一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和诸多结构问题进行了深入观察和分析，并对未来发展方式的转变、所需要的政策转型和改革提出了若干发人深思的观点，非常值得一读。

本书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随着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和城镇化进入减速阶段，以及后基建时代的来临（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基本完成），投资下滑已经不是短期现象或周期性因素，而将成为必然趋势。靠投资稳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想继续靠扩大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继续挖空心思编制缺乏实际价值的政府投资项目，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加重结构失衡，弱化增长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发展阶段，只有靠最终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增长。为此，从决策观念到政策推行机制，都需要一场深刻的转型。

上述观点意义重大，值得经济研究者、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企业经营者深思。不仅如此，中国经济过去十几年间出现的结构失衡也与持续的货币供应过量和政府投资过量有一定关系。因此，要实现结构再平衡和经济可持续增长，要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都需要保持货币和财政政策稳健合理、改善政府支出结构。

本书提出的另一些观点也值得重视。作者认为，近些年来世界和中国国内都出现了经济“头部化”现象，即许多行业头部企业越来越大，垄断因素加强，中小企业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其中除了新经济发展加快的客观因素外，也与某些政策有关。作者认为，政策对处于婴儿期的新经济予以支持是必要的，但一旦做大，婴儿期的优惠政策就应及时撤销，代之以公平竞争的政策。

银行“资产抵押优先”的贷款政策也有利于大企业而不利于中小企业。部分企业在能源、原材料等上游行业的垄断地位也导致了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致使处于中下游的中小企业生存条件恶化。去产能、淘汰高耗能企业，以及一些行业监管措施，使利润越来越向部分行业和部分企业集中，企业分化更加严重。书中提出的这些警示，启发我们对结构调整和行业监管政策采用什么方式实行、如何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相协调进行认真思考。

书中也对产业发展和改革中“破”和“立”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主张尊重“先立后破”的产业演进规律，不要用行政手段干预产业的正常竞争，不能用差异化政策保护“僵尸企业”。作者认为：“‘破’不是用行政手段直接干涉市场经济下正常运行的产业和企业，而是要破除那些形成供给约束的垄断现象和过时的、不合理的管制政策，以及因为‘软约束’僵而不死的企业。”作者还强调了包括土地在内的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以及进一步改革计划经济遗留的各项制度、释放供给潜力的必要性。这些观点，都值得认真考虑。

不过，书中也有些观点，还有更深入讨论和推敲的必要。这里提出几点不同看法，借此机会与作者和读者讨论。作者主张，降息和货币宽松有利于鼓励消费，因此认为货币政策需要更加宽松。在我看来，这一观点不仅与书中关于剩余货币对经济形成冲击的分析相冲突，同时也缺乏现实基础。正如书中引用的亚当·斯密的论述，降息有促进消费和抑制消费两种相反的作用，但后者并不仅仅发生于靠利息生活者。

在中国，大量劳动者的高储蓄低消费是迫于高房价、未来可能的失业、疾病、养老、育儿和子女教育等生活压力，其中两亿多被称为“农民工”的新城镇居民面临的问题尤为突出。基本原因是房价过高、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不健全。刻意的低息政策只能使他们储蓄的努力得到的回报更少，未来困难更多，而不可能使他们放弃储蓄、增加消费。而对少数富裕人群而言，由于收入足够高，消费需求已经得到充分满足，他们储蓄是为了投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必然要发生的。低息只能迫使他们更多地寻求其他投资渠道（例如炒房、炒股），而不会再用消费代替储蓄。

由于我国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20 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基尼系数仍然高于 0.46），上述两种情况代表了我国居民高储蓄的基本原因。尤其在我国，货币宽松的作用不是鼓励消费，而是刺激投资。事实上过去长期的货币宽松不仅没有改善收入分配和鼓励消费，反而加剧了资金流向虚拟经济，鼓励了经济脱实向虚，助长了高房价和经济泡沫，助长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抑制了大众消费，也是导致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的重要推手。

针对这些情况，启动内需、改善消费不能依赖货币宽松，而是需要政府支出结构转型，把过多用于投资的政府资源转用于改善民生，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人力资本供应，实实在在解决民生难题，消除阻碍大众消费的不利因素。这也应当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含义。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