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召开第四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用新视角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关系

中国发展网讯 4月26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联合主办了第四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在致辞中表示，第四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是清华大学111周年校庆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的文科发展一直致力于打造一批基于中国经济实践，又同时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学科，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探索方向。他强调，学校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学科创建，希望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能够在当今世界的复杂环境下，继续与国内外学者一起，深入研究、探讨、交流国内外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从实践和探索中总结新特点、新规律，让理论在不断探索中丰富和升华，让发展在理论的指导下不断进取与前进。

哈佛大学亚当斯讲席教授埃里克·马斯金表达了对比特币的担忧，他认为传统货币在很多方面都优于比特币。央行发行的货币，不受巨大投机波动的影响。波动性对投机者有利，对社会不利。另外，相较于受到监管的传统货币，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经常被用于非法交易，而大多数人又不会接受用这些货币来换取商品，违背了货币流通的最重要目的之一。马斯金认为，加密货币的潜在危害体现在两方面：首先，私人货币的使用会降低政府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使走出衰退变得更加困难；其次，加密货币的使用会冲击银行业，即评估和向企业贷款这样的关键作用被忽略。因此，马斯金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即使不对加密货币明令禁止，也应认真开始进行监管，因为这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有效率的经济体需要市场与政府间的平衡。单靠市场无法做到高效率，也无法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扮演监管、投资和协调的角色。新冠疫情充分显现了市场的局限性，其根源在于市场缺乏足够的风险保护机制来保护面对经济下滑、失业和医疗风险的个体。公共卫生风险带来了市场无法应对的外部性，且公共卫生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面对新冠疫情，人们需要依靠政府来控制疫情传播、推广疫苗接种和保护经济。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疫苗开发，它同样需要政府投资于基础研究、引导基础研究过渡到应用研究再过渡到生产。政府的推动造就了疫苗开发的快速成功，但各国政府间的“各自为政”也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没有获得足够的疫苗，使全世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政府的应对有效减缓了经济衰退和失业，减少了人们的损失。

法国图卢兹大学教授让·梯若尔指出，政府的角色是维持各种事务间的平衡。在欧洲过去的40年中，随着国家权力不断增加，国家福利也在不断上升。同时，社会需要政府在产业政策和市场监管中担任独立角色。让·梯若尔教授强调，政府首先需要提高官僚系统的效率，科学地评估公共部门的绩效，建立独立的审计机构，在各国间进行系统性地比较，确定一个基准，并按照成功案例进行改革；其次，不应当主观地预判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而是需要制定一个明确目标，鼓励独立专家与私营部门广泛参与，同时在不断的评估中控制风险。总体而言，政府边界是模糊的，职责也是不明确的，但又是极端重要的，政府运作的效率和质量对于促进经济活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四川大学讲席教授房宁表示，中国在40多年前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改革，其路径与西方工业化国家有所异同。中国政府、中国制度对于市场经济的建构和支持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筹措原始资本；第二，建设基础设施；第三，制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建立健全法制，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为经济发展提供“软环境”。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重构，地方政府需要民营企业投资置业以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维持城市正常运转。他指出，建构、促进与互动是早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旋律，近期这种关系中的矛盾摩擦与对立因素逐渐上升。当前和未来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出现的新因素、新变数，是学术界未来要进一步观察和研究的课题。

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认为，中国有14.1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例的20%，而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便于打破壁垒，是中国突出的优势，也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可以摊薄各项成本，从而形成价格优势。而发育中的统一大市场主要面临四个问题：第一是区域间竞争的负面效应，可能造成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保护本地企业和落后产能、阻碍产业优胜劣汰等；第二是城乡两元构造造成市场分割，市场经济的各个要素被户籍制度束缚，监管差异导致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公共服务和设施差异显著也制约了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第三是部分领域行政配置色彩浓厚，制约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第四是资本在部分领域无序扩张，甚至形成市场垄断。为了更好建设统一大市场，首先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值得关注；其次是促进区域良性竞争和协调发展；最后是畅通内外双循环。黄奇帆认为，做好国内市场的功课是为了更好参与国际大循环和国际竞争、形成吸引齐聚全球要素资源引力场的根本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黄群慧指出，推进共同富裕应该同时关注增长和分配。增长方面，高质量增长尤为重要，而其中城乡协调、产业协调、企业的包容性发展是关键。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首先保证实现潜在的增长率，即现有的劳动力、技术禀赋和资金条件下应当实现的增长率。对于“十四五”期间潜在增长率的测算结果是约5.5%，而2025-2035年为4%-5%，2035-2050年为3-4%。实现这个增长率就意味着中国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经济目标。高质量的发展就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推进共同富裕，应明确政府责任，尊重市场作用，由政府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打好基础，让一体化的市场去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分配方面，共同富裕首先要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即如何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劳动报酬的占比。此外，还应关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业的协调发展。在强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允许基于效率而非基于垄断的收入差距。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在历史上每一场大的动荡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都会出现大的调整。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全球普遍增长停滞，主流经济学界产生了分歧。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经济超常规下滑和社会面管控，使政府的功能定位需要进行重构。此外，世界格局面临技术革新、大国冲突等因素带来的剧烈变化，各个国家都在加强利用政府力量来进行逆市场的布局，力求在极端状态下能够实现内循环基本通畅。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爆发在拓展了市场边界的同时也拓展了政府边界，导致社会、组织与政府这三者在重叠中相互融合。因此需要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当前形势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SAGE学会联席主席/ACCEPT院长李稻葵在总结中表示，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国际层面上与西方产生了某种利益博弈，因此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界把中国行之有效的一些实践上升为理论，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成果与国外学者交流。李稻葵认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有三：一是现代市场经济必须承认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参与者；二是市场经济运行得好不好，政府行为至关重要；三是政府行为不是偶然，一个支持、帮助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其背后一定有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制度发挥作用，用以不断激励和约束政府行为。西方的实证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等传统研究领域认为，政府是违反经济行为的主体。而SAGE学会的看法是，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同样需要合理的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