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报告：新就业模式的发展为疫情下“稳就业”发挥了突出作用

中国发展网讯 3月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42期）于线上举行。本期论坛聚焦“疫情下我国就业形势与就业模式变化”。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易定红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表示，通过疫情条件下我国就业形势和就业模式的报告研究，大体可以得出四个结论：

第一，新冠疫情在短期对劳动力市场就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经过一年左右逐渐趋于稳定。这得益于我国出台的促进就业政策、人口结构的变动及新就业模式的发展。

第二，互联网影响就业的主要机制在于通过发挥信息媒介作用，降低了劳动市场搜寻成本，提高个体化需求的满足程度而增加社会经济活动总量，降低劳动者进入市场的资本门槛。

第三，新就业模式是指依托于信息网络技术，伴随着数字经济平台而产生的新的工作组织形式，由该工作组织形式衍生出来的一种普遍性的灵活式、分散式就业模式。与传统就业模式相比，新就业模式在疫情下对促进就业具有独特的优势。

第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就业模式下的工作岗位规模逐渐增多，其中服务业相关工作岗位占比最高。疫情背景下，新就业模式的发展为“稳就业”发挥了突出作用。未来新就业模式下的就业规模仍会继续增大，同时这种就业模式也将面临一些挑战，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优化。

报告最后，也提出了五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第一，关于工作岗位、就业、就业模式的概念界定，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二，为什么新就业模式没有吸收更多年轻人就业，未来若要着力改善青年人就业状况，新就业模式还需要做出哪些优化；第三，新就业模式目前还未像传统就业模式那样有相对成熟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关于平台雇佣关系的界定和相应权责不清晰，这将对政府进行就业管理提出怎样的要求；第四，新就业模式对就业的影响存在多条机制，在统计数据时，如何描述并区分这几条影响机制；第五，平台经济提供工作岗位的相关就业量应该如何进行定义和统计。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对就业形势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并就“稳增长“政策的系统性思考进行了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传统的稳增长目标与稳就业目标出现了一些偏差。简单的GDP增速达标不意味着就业率的达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GDP就业弹性在逐年下降，增长永远体现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以及技术对于劳动力的替代上，从而导致增长带来的就业并没有特别多。所以就业的压力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经济复苏与就业复苏的不匹配性上。就业是一个旧问题，但它是一个新统计。弹性就业出来后，在新业态新技术的推动下，就业的形势在疫情期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如何在新的统计口径里正确认识就业的问题和相应的政策，这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就是“稳就业”的主体，中小企业稳，就业就稳。而中小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订单的问题，这也要求政府不仅仅要少收，更重要的是要给予这些企业更细致的支持。一方面要给予相应的纾困基金，直接给予资金的补贴；另一方面是订单，一些大型企业、大型项目的政府采购订单能否在很大程度上针对一些小微企业展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立足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模式的转换以及新冠疫情和国际形势演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进行研究。得到三方面见解：首先，劳动力就业市场本身就是存量调整的问题。吸纳劳动力的部门和企业出现了变化，存量调整也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网络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电子商务对整个就业市场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冲击相当大，人工智能也给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带来了机会和挑战。在疫情冲击下，就业一方面受到了冲击，同时又有一些转换。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工作形态发生了变化。其次，劳动力总体需求是下降的，一些技术进步降低了劳动力需求，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最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结构性供给缺口。这些结构性的供给缺口不仅仅出现在高素质劳动力市场上，也出现在一些基层劳动力市场上。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赖德胜对于我国就业形势的总体判断是能够延续过去几年的态势，总体处于稳定。原因在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弹性依然很强。第二点是从2018年底中央推出就业优先政策以来，最近三年出台了大量的促进就业的政策，并且中国有1.5亿户的市场主体，承载了我们的就业基本盘。但是实现就业基本稳定的大局任重道远，压力比较大，这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劳动力市场供需张力压力比较大，就业好与坏、就业目标高与低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关系。二是就业结构的问题。中央一直强调我们有就业总量的压力，但主要矛盾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供需结构性发生的偏差。三是就业质量问题。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对于就业质量的追求会影响到充分就业的实现。

在此之后，各位专家就如何“增加就业岗位，控制失业率”进行了讨论。

毛振华提出应做到“四个注意”：第一，不仅要注意新就业机会的供给，同时也要注意已就业者的状态，要防止已经就业者失去工作岗位；第二，不仅要注意劳动力需求总量的减弱，也要注意劳动力结构不足的问题；第三，不仅要鼓励雇主扩大就业，也要帮助劳动者建立合理的预期；第四，不仅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也要保护企业主体和市场主体雇主的权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指出，在过去十多年，新就业形态总量达到了2亿多，从数据来看，具体部门的就业有增有减，但就业的临工化、灵活化趋势非常明显，或者说自由职业的比例越来越大。然而随着平台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和市场控制力的增强，我国有加强这一行业监管力度的趋势。2021年这个过程大大加速，内容也有所拓宽。总的来讲，强化监管包括防止无序扩张，在短期内有必要性，也带来了积极效果，但是从解决就业和长期发展的一些根本性的基本面问题来看，可能将这一产业提升到更加法治化的水平才更加符合我们的长期利益。

赖德胜指出，新就业模式和新就业形态对我国最近几年稳就业、保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因为新就业形态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空间也是灵活多变的，技术门槛比较低，深受年轻人喜欢。因此，如何使新就业形态更好的发展，也是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要加大对新就业形态支持的力度，要顺势而为，让其自然脱颖而出。其次，在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下，强调高质量的美好生活。因此，如何来保证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值得关注。最后，全国总工会推动成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会，这一点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