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哥大会的回响：雄心需要行动支撑

中国经济导报见习记者 | 甄敬怡

11月13日晚，英国格拉斯哥。当与会的近200个国家代表团没有对“格拉斯哥气候协议”投出否决票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主席、英国内阁大臣阿洛克·夏尔马敲响了木槌。

延时一天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落下帷幕，全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征程自此开启。

谈判和争议一直持续到协议签署的前一刻。在协定表决刚启动时，印度环境和气候部长布平德·亚达夫出面，要求将文本中关于燃煤使用的规定由“逐渐停止”（phase out）改为“逐渐减少”（phase down）。一些代表表示不满，但最终并未反对。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称，“格拉斯哥气候协议”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但也“是一种妥协，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利益、条件、矛盾和国家的政治意愿。”他表示，与会各方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但还“不够”。

一如往届，气候大会上各种声音交织、各方利益交锋。听其言，更重要的是观其行。唇枪舌剑过后，谁在务实行动，谁“口惠而实不至”，世界看得清楚。

“我们不需要空头支票”

亚达夫称，对协议文本进行修订是为了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国情”。他表示，“我们尽了努力，让达成的共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合理的，对气候正义来说也是合理的。”

“合理”一词意涵颇深。而当下“不合理”的根源在于，全球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无约束的排放造成的，但气候变化的后果却常由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来承担，而一些发达国家仍在一味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责任。印度当地媒体还称，对“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中燃煤使用措辞的修改表明，发展中国家在能源转型上面临着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巨大差距，这是发达国家需要关注的问题。

不管是历史的排放责任，亦或是应尽的支持义务，发达国家似乎都未能尽责。“欧盟、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净零’承诺是个值得欢迎的信号，但没有更进一步的配套政策措施，这些承诺有多大落实的可能性，仍让人存疑，他们在12年前就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尚未兑现。”孟加拉国总理哈希娜在题为《我们不需要空头支票》的发言中说，“这1000亿美元与发展中国家建设零碳未来所需的资金相比，微乎其微。”

哈希娜所说的1000亿美元意指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做出的一项重要承诺——到2020年前，发达国家每年向贫穷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以此帮助贫穷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并减缓进一步变暖。前不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2019年气候资金评估报告显示，发达国家于2019年共调动了796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较2018年的783亿美元高了1.66%，但仍有200亿的缺口。

资金缺口的另一面，是发达国家支持力度与发展中国家行动力度的失衡。气候融资是本届大会的关切议题之一，会上，发展中国家提议设立一个独立的基金来帮助赔付损失和危害，但遭到包括美国、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拒绝。

“以实则治”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中国的坚定声音。

2011年12月，南非德班气候大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在发展中国家阵营和发达国家阵营谈判的关键时刻，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发出一连串质问：“（一些国家）讲大幅度率先减排，减了吗？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提供了吗？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做了的，你们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讲这些道理给我？”

十年后，2021年11月，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国际媒体记者会上，面对美联社记者“能不能直接用英文回答问题”的无礼打断，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哈哈一笑：“那不如你用中文提问。”

中国在气候大会上一如既往的底气，源自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一以贯之的实际行动。

“中国不光是说，而且在实实在在地做，不仅确定目标，还确定了相配套的政策措施、行动、投资，有时间表、路线图，说了我们就得做到，这才能真正体现行动力度。”解振华说。

大会前夕，中国相继出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建设也正快马加鞭。同时，中国不断强化国家自主贡献的具体目标，与2015年提交的目标相比，新目标举措中，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的比例，由原有的“下降60%~65%”提高至“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由“20%”提升至“25%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值由“45亿立方米”提升至“60亿立方米”；首次将“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列入目标中。

习近平主席在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发表的书面致辞中，引用了中国的古训“以实则治”。在实现承诺方面，中国实际上更进一步，做到了“行胜于言”。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8.4%，超额完成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下降40%～45%”的目标。中国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初步核算，2011年至2020年中国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8.7%。“十三五”期间，中国以年均2.8%的能源消费量增长支撑了年均5.7%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凸显。

“我知道中国和其它国家是不同的，中国作出的承诺一定会百分之百地兑现。”11月10日的记者会上，加拿大记者菲利克斯·冯·盖尔在提问中国针对2030年的具体减排目标时这样说。中国的行动，世界有目共睹。也正因如此，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大会伊始就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表示了感谢。

环球同此凉热

气候变化之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分歧尚在，道阻且长，关键在于共同行动。

格拉斯哥当地时间11月10日，解振华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上签下名字，极大鼓舞了大会进程。相似的一幕，也出现在六年前的巴黎。巴黎大会谈判陷入僵局之时，中方主动与美方商定，共同提出中美共同案文建议提交大会主席，发挥引导作用。最终，《巴黎协定》确定“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基于科学和规则制定，体现了最大的包容性、可达性。

对于格拉斯哥大会上关于控制升温数字的争论声，解振华表示，如果要提出更具有雄心的目标，改变《巴黎协定》此前确定的目标是不现实的。实际上现在能不能实现既定目标，不在于各国的口号，而在于行动。他引用国际能源署最近的报告显示，如果全世界要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而发达国家现在的力度是不够的。

雄心，要以行动作支撑。行动，也要与雄心相匹配。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此前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曾点明，“中国轻易不承诺，承诺的事情是板上钉钉的，一定会做到。有的国家是我承诺很高，换一届政府，就不算数了。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统筹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国还在开启广泛的国际合作，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今年9月份联合国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中国进一步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我们主张，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国家都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大船上，都得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解振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