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和可持续性发展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摘要:“十四五”规划明确,到2035年,中国GDP总量要比2020年翻一番,人均GDP也要从现在的10500美元增长到21000美元。这个目标一旦实现,中国将进入联合国确定的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
中国发展网讯 5月30日,在国际金融论坛(IFF)2021春季会议举行的“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为主题的“中国新发展格局与‘十四五’趋势”学术会议上,多位专家就中国“十四五”期间和未来的发展机遇展开热烈探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迎来强劲反弹。“十四五”规划明确,到2035年,中国GDP总量要比2020年翻一番,人均GDP也要从现在的10500美元增长到21000美元。这个目标一旦实现,中国将进入联合国确定的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
IFF副主席、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指出,要解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十四五”应该怎么做的问题,首先要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有正确认识,即现在的主要矛盾转移到了发展方式上,要实现人与自然生命的共同体,实际讲的还是发展,要解决贫困。
那么在中国当前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三新”状态下,中国今后15年的发展路径和战略会与之前有什么不同呢?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表示,重要的不同点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中国的经济循环将以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形成双循环互相支撑的一个新格局;第二,今后的15年以至于今后的二三十年,中国将进入到实现30碳达峰,60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路径。这也将带来能源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中国的国民经济的效益、质量将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下实现质量和效益的全面提升,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奖将有新的提升;第三,在今后15年中国的城市化路径也会有所变化。今后的城市化会更多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从东西南北中各大城市一起发展,转变为重要的城市群、都市圈各个方面集约发展;第四,在科技创新上,今后几十年的发展中将更多地强调自主、自立、自强,形成高科技,特别是高精尖领域科技创新的加大投入,补上短板,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在世界科技前沿上发挥作用;第五,今后15年中国将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更要注重缩小城乡差距,缩小贫富差距,其中要把中国现在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翻番,6亿低收入群体,主要是农村群体的人数减半,这样就极大地增长国内的内需动力,缩小城乡和贫富的差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就科技创新方面做出具体阐述,他说:“当前中国科技创新基础研究相对薄弱,重大原始创新还偏少;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也不强,比如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新材料、关键核心部件,就是工业设备的关键核心部件等这些领域,我们有的还受制于人;科技领军人才也偏少,人才激励机制还不到位。按照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无论在创新战略、创新路径、创新政策三个层面,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总的归纳起来,就是“十四五”期间要有三个方面的战略性转型,来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目标。
IFF学术委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元丰对此表示赞同,他说,讨论“十四五”的发展趋势,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当前科技创新的发展有很多深刻的变化,有三方面范式的变革,在科技创新时必须要注意,第一个范式变化是现在知识和产业的爆炸,现在新生产方式、新工艺、新业态,新生活方式正不断出现;
第二个范式变革是交叉融合,现在学科交叉已经成为产生新知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第三个范式的变革是科学研究,知识产生的方法。
中国国务院参事汤敏认为,中国即使是比较低的月均1000元人民币收入的这群人,实际上因为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他们已经有一定的消费能力。所以我们应该把扩大内需,把“双循环”提高内循环的工作重点,至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放在如何满足10亿中低收入人群的市场。下一步我们推动内需发展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甚至我们要重点关注长期被忽略的这10亿中低收入人群的市场。
IFF学术委员、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齐晔表示,随着前四十年和后四十年,“十四五”期间就是一个转折点,按照分析,在“十四五”期间全国来看,有可能碳排放就达峰了,这是一个变化过程。
IFF理事,厚朴资本创始人、董事长方风雷指出,“十四五”期间,中国能不能在短期、中期内实现科技进步,能不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是未来的主课题。因为“双碳”的问题,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问题,都聚焦到产业结构调整,这可能是过去中国40年都没有遇到过的这么严重的问题,传统产业可能很多就消失了,整个产业结构变了。在这种情况下,与跟美国的关系变成一个有管理的、良性的竞争,看谁经济发展得更好,看谁社会更稳定,看谁让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
宏观层面上,“十四五”期间中国的发展方向要有所改变,那么从微观层面看,整个实体经济在获得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发展上的现状如何?政策上应该有哪些完善和加强呢?
中国基金业协会会长何艳春指出,投资端的资金结构要进一步合理,引导长期投资资金进入市场;机构端要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资产管理机构,使机构的服务能力为客户提供跨周期的,跨领域的金融服务;从客户或者说基金产品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产品设计,更好满足投资者理财需求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需要;才外还要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这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十分重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认为,从短时期看有三点需要关注,第一是关于杠杆率的思考框架,还本付息占GDP或者财政收入的比重不上升是否就是可持续的杠杆率。第二是基建,大规模的、跨区域的基础性的基建网络的极点在哪里?第三关于地产,与美国不同,中国老百姓的资产价值主要体现在房子上。
IFF理事、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梅指出,不良资产行业在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中发挥着“清道夫”“疏通器”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已全面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经济结构调整,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背景下,不良资产行业的发展呈现了一些新特点,新趋势。第一,疫情叠加,经济转型,不良资产行业呈现出总量持续增长,来源多元的新常态;第二,不良资产的复杂程度提高,处置的周期拉长已经成为常态;第三,是不良资产结构日趋完善,助推不良资产行业会高质量发展应该也迎来了新的机遇;第四,是不良资产行业强监管,严监管成为常态。
IFF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合规委员会前主席唐丁丁表示,下一阶段,中国新发展格局以及“十四五”的趋势绿色发展是一个重要概念。首先,碳中和是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如何解决疫情后经济复苏的问题,应该说路径可以不同,方法可以不同,目前发达国家希望采取的模式,其实也包括中国希望采取的模式,就是一个绿色复苏的概念,也就是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的整体变革变局当中,如何强调绿色的理念?
那么,进入新发展阶段将对外企带来什么样的变革呢?毕马威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全球主席冯栢文指出,对外企来说,在中国我们不再讨论机会的短缺,我们讨论的是外企需要去应对外界带来的影响,不管他们的总部在哪个城市,外企需要去应对这样的一个影响。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总部设于北京的国际组织,2003年10月由中国、美国、欧盟、联合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际组织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机构,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Finance20)”。从创立至今,国际金融论坛已成功举办了17届全球年会,与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50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200多位全球财经领袖保持了紧密的联系。
责任编辑:刘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