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纲要”为我国政治金融实践提供全新视角

刘思悦

完善的金融体系是现代国家拥有强大实力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全球政治与金融相互融合的趋势日益显著，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政治金融实践呈现出自身独有的特点。

“‘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我国政治与金融的关系作出了最新指示。政治与金融关系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说，可以用三个词概括：第一个是收钱，第二个是花钱，第三个是引流。收钱的目的是花钱，因此钱要收得合理合法；花钱是对社会资金的再分配，钱要花得有效，要保证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支持，还要保障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中国实现的财力支持；引流的目的与花钱类似，但不是对资金的再分配，而是引导资金首次分配的有效性、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从“‘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未来设计可以看出，第一，当前我国的政治金融已具备初步良好的基础设施，如比较合理的税制结构、税制体系、税收制度、税法、中央和地方的管理、绩效管理制度等，随着智慧税务财务的普及，税制财务结构体系的改革优化，财税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第二，国家在政治金融中的角色更为主动，财政和税收体制主要为国家战略任务服务，这可能与纯市场经济国家的政治金融存在一些差异。第三，结构比总量更重要，“‘十四五’规划纲要”注重结构性改革，并首先在金融供给侧展开，这是为了力图解决有钱没花对的顽疾。

政治金融的主线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因此，国家对资金流动和积累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那么，当前以及未来15年国家在中国的政治与金融关系中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十四五’规划纲要”给出最新解释，可以用三组词汇概括我国当前的国家角色，即“治理+环境+监管”。在全球大规模市场化的背景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普遍正向市场倾斜。此外，对于政治金融这一特殊概念，市场主体对资金流动和配置的作用不可忽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可以这样理解，第一，“治理”主要指国家对资金流向的引导和协调。为防止市场失灵，以及增大经济活动的效率，国家应对市场主体给出明确建议，积极引导企业朝着高效、高质量的方向配置资金，并在产生冲突时进行有效协调。第二，“环境”主要指构建开放的营商环境。国家虽不能代替企业，操作实际的经济金融活动，但可以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便利、透明、公平、开放的环境，促进在这一环境中资金流动的有效性。第三，“监管”是国家和政府的主要职能，现代化监管应是多方位、多渠道、机制化、体系化的，目的是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可以说“‘十四五’规划纲要”为全球范围的政治与金融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市场在政治金融中发挥着决定性、基础性的作用，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十四五’规划纲要”作出了最新解释，可以用四个词组概括：“财产归属+资源配置+保障竞争+维护信用”。在当前和未来十五年中，“财产归属”要平等妥善处理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的关系，鼓励社会资本创新；“资源配置”，促进各要素在市场中的自由流动；“保障竞争”要鼓励公平竞争，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尤其要在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等传统竞争性较差的领域推进市场竞争改革；“维护信用”要确保市场行为发生的基础，即“信用”得以实现，鼓励守信行为，惩罚失信行为。总体来说，市场在我国政治金融中的作用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从某些层面看，“‘十四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市场的作用，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择优结合，是对市场经济的创新。第二，这同时意味着一方面，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市场失灵的可能也越来越大，要维护高标准的市场体系离不开国家。第三，针对我国市场经济的特殊情况，如涉企冤错案件、人事档案管理的不合理限制等，“‘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提出了幅度较大的改革方案，这是对市场进一步优化的顶层设计。

总之，未来5到15年，我国政治与金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将更加显著。随着全球政治金融模式创新程度的不断提高，政治金融将成为世界各国相互竞争的新场所。“‘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政治金融关系的规划无疑将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力，促进我国资金的积累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为政治金融实践提供全新视角。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