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聚焦“后金融危机时期货币政策理论的新进展”

中国发展网讯  4月7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行CMF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研讨会（第1期），本期研讨会聚焦“后金融危机时期货币政策理论的新进展”，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举办。论坛第一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于泽代表课题组发布报告。

报告指出，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有很多做法与西方所推崇的原则看似并不相同。我国更加强调要实施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加强预判，做好预调、微调。我国在各种利率期限上都设定了目标，而不是单纯依靠市场来形成收益率曲线。短期是公开市场操作利率（OMO）,中期是中期借贷便利，长期是LPR。同时，我国还有大量的结构性贷款政策。我们的这些做法与欧美国家有所不同，中国的利率体系复杂程度也远超欧美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有观点认为中国的这些做法是落后的，我们应该完全收敛到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上去。然而，仔细考虑前述货币政策理论的实质内涵，我国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最优货币政策原则的。我们要考虑到中国特殊的结构性参数和中国的制度基础，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货币政策实践，而是要将货币政策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

经济结构方面，欧美国家潜在产出比较稳定，但是我国潜在产出波动性较高，我国的产出波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长期潜在产出的持久冲击，因此根据货币政策最优原则，我国的货币政策应该是保持定力，不应该大水漫灌。

制度特征方面，我们之所以在各个期限上都设定利率目标，主要是考虑到了市场分割问题。实际上，西方国家也是通过引入市场分割因素来解释在2008年之后为什么需要量化宽松，即在调控短期利率的同时，也要考虑调整长期利率。从目前的理论研究来看，结构性货币政策主要适用于大规模依赖银行融资的国家，而这一点与我国当前的现状比较吻合。

另外，我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点是宏观调控是在党的领导下，服从于更高层次的长期规划。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说人民银行的预调、微调是在党的领导下和长期规划下的预调、微调，与我们看到的货币政策所提倡的规则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这背后主要是基于长期的发展逻辑。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我们的很多做法都具有高度的合理性。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的政策在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比如说我们如何进一步化解市场分割，提高利率传导机制，如何在长期规划下，实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稳定政策、就业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等相互协调，如何进一步做好货币政策沟通，稳定市场参与者预期。

论坛第二单元，对于后金融危机时期传统货币政策理论面临的冲击，各位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目前全球的货币政策进入了“无人区”，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零利率、负利率的状况，在这种“无人区”中需要格外小心。第一，货币是总需求调整的工具，但这个问题存在复杂性，事实上供给产生的影响和冲击有时会非常强烈，而且是人们不易于捕捉的。第二，即使我们面对的是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速的下降，其实也不是必然要把利率降到极低的水平。第三，在供给和需求基础上的跨期调节问题也是十分关键的。其次，在存在结构扭曲、存在很多部门差异的环境之下，我们需要关注到在货币政策遇到冲击之后利率下降所引起的结构性变化，包括对资产价格领域和非资产价格领域的影响，甚至是对贫富差距和民粹主义的影响。最后，在常态和非常态问题方面，中国确实和西方当前的“非常态”货币环境尚存一段距离，中国还处在正利率的区间，但是客观上讲应当强调中庸或者强调一个度的把握，在面临深水区的时候，适当地未雨绸缪，进行比较节制的政策调控还是必要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指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助于缓解经济过度下行压力，让经济保持稳定运行，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一过程当中最大的得益者是收入最低的群体，量化宽松政策在实现通胀目标、就业目标，帮助低收入群体改善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量化宽松政策在实现目标的同时有没有带来大的通胀？答案是没有。十几年前中国刚刚推出量化宽松的时候，大家都担心大水漫灌会造成通胀，然而事实上广义的货币并没有大量增加。还有一个担心是资产价格金融不稳定，但是不要看到资产价格上涨就认为是资产价格泡沫，资产价格上涨不等同于资产价格泡沫。退一步讲，假定存在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当局也不是看到资产价格泡沫就一定要“捅破”，有些时候泡沫甚至是好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基于事实，在事后检讨一下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很多担心，不要对宽松货币政策扣那么多帽子，认为宽松货币政策这样或那样不好。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将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刻画为“三低两高”：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政府债务、高收入分配失衡，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三低两高”现象的原因就是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我们没有经过真正重要的、痛苦的调整，仅靠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度过了当时的困局。我们对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的本质还需要更深刻的认识，在对它的本质认识得非常清楚之前，我们对货币政策的范式转换还是要比较谨慎，要考虑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是否真正失效了。同时我们在关注CPI、经济波动等传统货币政策需要关注的因素之外，也要关注资产价格、收入分配等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指出，金融危机以后所谓的传统货币理论失效的表现包括经济的长期停滞，判断货币理论或者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可能还需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微观基础。传统的货币理论对微观基础关注不够，微观基础的变化可能不会导致所谓的货币理论本身失效，而是基于传统的对微观基础的判断，用一个传统的理论对微观基础做出判断觉得它是失效的，但是如果引入新的对微观基础的判断可能结果就不一样。所以，要关注货币政策传导背后的微观基础，这可能会更加接近真实的世界。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提出了三个观点。首先，新世纪初形成的新攻势根本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胜利，而只是“大缓和”这一现实给经济学家的一种麻痹。其次，目前的确是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不仅使宏观经济学的前提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经济运行的稳态状况发生了变化，而且使它的传递参数、甚至是基本框架发生了变化。最后，我们已经开始了对于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基本哲学范畴的反思。新古典理论是非常严密的哲学体系，实际上是自然主义和无为精神贯穿其中。目前对于是不是会面临超级通货膨胀，是不是要在政策上进行全面的回收，是不是要在政策框架下有根本性的改变，至少我们应当面对经济思想史革命中间的这些规律，面对这个大时代所出现的新的典型事实、新的实践操作，然后回归到基本的哲学范畴上来把一些基本原理思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