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于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会起到直接作用

中国发展网讯  3月28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1年第一季度）在京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承办。本期论坛聚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助力需求侧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教授赵忠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报告指出，我国当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低收入群体比例较大，所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于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会起到直接的作用。在促进消费方面，中等收入群体有能力、有意愿来进行消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也逐渐从生存性消费转向发展性消费。

报告就以下三方面展开：

一、中国的收入分配同时面临老问题和新挑战；

二、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

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措施。

一、收入分配的基本情况

1、收入不平等严重，且不平等程度长期高居不下。基尼系数从2008年以后呈现出一定的改善，但总体仍处在较高水平，个别年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也出现了反弹趋势。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统计数据来看，最低20%的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最高20%的高收入户的10%，并且这种收入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

2、劳动收入份额有改善，但占比仍然较低。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走势呈现出U形态势，2000年劳动收入份额为51%，之后快速下降至2007年的40%，2008年后略有回升，目前在45%左右波动。总体来看，我国劳动收入分配有所改善，但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比如美国劳动收入份额长期维持在55%左右，这一方面反映出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初次分配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劳动生产力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

3、城乡差距显著，低收入家庭尤甚。2019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64倍，比2013年的2.81倍有所缩小，城乡差距整体呈现出缩小态势。从不同收入群体来看，将农村、城镇居民均划分为五个群体（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城乡差距并不像平均水平一样正在缓慢收敛，2019年和2013年农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扩大。

二、收入分配的老问题与新挑战

收入分配的老问题：

1、经济体制转型的因素。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要素配置方面，市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收入分配从“大锅饭”体制向市场激励体制转变，资源配置和要素回报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而这一转型过程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

2、制度因素。城乡收入差距背后最主要的因素是户籍制度。区域差距更多表现为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归根结底也是制度因素在起作用。国家对不同企业的政策措施有所不同，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也不利于企业差距的缩小。再加上不同所有制形式和劳动雇佣制度造成不同所有制群体和不同雇佣制度群体存在同工不同酬的情况，这都增大了收入差距。

3、个人和家庭因素。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必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政策在个人和家庭禀赋以及人力资本培育中没有发挥空间，事实上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初等教育均等化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公共政策工具，这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必然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收入分配的新挑战：

1、技术进步。机器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自动化正在颠覆劳动力市场，目前的技术进步多是非中性的，主要是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早期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与体力劳动者相互匹配，提升了体力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而信息技术革命的进步更多偏向于脑力劳动者，这会加大技能带来的收入差距。

2、人口老龄化。老龄人口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影响不容忽视，这是因为当前社保体制以第一支柱（基本社保）为主，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发展并不充分，导致养老金替代率难以达到较高水平，中等收入群体在退休后有可能会滑入低收入群体，再加上老龄人口具有支出不稳定、医疗支出负担较高等特征，家庭的养老压力也会传导到正处在劳动年龄的收入群体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以及低收入群体都会受到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三、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地位。中等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和消费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已经明确认识到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性，对改善收入分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从现有经验来看，中等收入群体是企业家的重要来源，为社会创造就业和产出。另外，与低收入群体不同的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有很大一部分消费用于生产性消费和人力资本提升方面，这必然会对社会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中等收入群体还会通过消费渠道来促进就业和经济的发展。在改善收入分配方面，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显然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橄榄型社会”是学界和政策界公认的良性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当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低收入群体比例较大，所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于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会起到直接的作用。在促进消费方面，中等收入群体有能力、有意愿来进行消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也逐渐从生存性消费转向发展性消费。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特征

一、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政策和学术界并没有统一标准。定义中等收入群体依据的数据是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以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50%（含）以上和200%（含）以下作为界限。之所以选择城镇家庭数据，主要是因为我国现在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如果以全部家庭数据来计算中等收入群体，那么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我国城乡差异的现实情况。从政策目标来看，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是缩小和消除城乡差距，因此以城镇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来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基准。另外，50%-200%的区间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有不同的界定，之所以采取绝对指标而非相对指标，也是为了更好地衡量有多少人群进入了中等收入群体。

从世界范围来看，采用绝对标准也是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划分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按照上述标准，凡是家庭年收入在17100-68400美元间的家庭均归为中等收入家庭，凡是中等收入家庭的成员都归为中等收入群体。对比来看，北京、武汉、重庆、沈阳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是12000元、8040、6000、7860元，农村贫困标准是2995元，在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中低收入国家为6593-25791美元，中高收入国家为25792-79804美元。

二、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特征

1、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近半数家庭为中等收入家庭。从2010年至2018年，中等收入家庭的比例由16.2%上升至46.5%。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CFPS抽样权重推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家庭大数为2亿户，覆盖人群6亿人左右，占2018年全国总人口的44%。从2010到2018年中等收入家庭比例大幅增长，从户主职业来看，户主就职于国有企业的家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户主就职于民营企业的家庭所占比重逐渐上升，另外也有部分户主没有从事工作，这可能是因为家庭其他成员从事工作。进一步可以看到从事农业劳动的经济活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有所上升，个体户基本保持不变，国有企业有所下降，民营单位有所上升。

2、中等收入群体存在显著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差异，东部占全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比例最高。在我国所有中等收入家庭中，东部占比最高，占比为40%，东北占比最低，仅为17%。各区域家庭中，中等收入家庭的比例不同。东部和东北地区高于全国比例，西部地区低于全国比例。

3、南部省份的中等收入家庭数量稍高于北部省份，高出的程度在历年调查中基本趋于稳定。

4、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占比不到2%。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家庭，工资性收入都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城镇家庭的工资性收入要略低于农村家庭，城镇家庭的转移性收入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家庭，但经营性收入低于农村家庭，城镇和农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都较低，且基本一样。

5、低、中、高收入家庭的收入结构有所不同。居民收入来源可以分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四类，高收入家庭的四类收入均明显高于中低收入家庭，从动态变化上看，高收入家庭的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呈现明显大幅的上升趋势，从各收入成分的比例来看，中高收入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占比相差不大，且略高于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经营性收入占比均高于中低收入家庭。

6、居民支出可以划分为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等八个类别，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食品支出比例最大，居住支出占比次之。

7、从城乡中等收入家庭各项消费的相对比例来看，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存在较大区别，城镇家庭的食品支出和文化娱乐支出占比更高，农村家庭居住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占比更高，两类家庭在医疗保健支出、衣着支出和生活用品支出方面差异不明显。

8、中等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报告计算了2010-2018年间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分别为0.45、0.71、0.37，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这是因为其储蓄和投资占比更高，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这反映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不稳定性，因此会提高其预防性储蓄占比。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措施。

一、基本原则。第一，从保存量、扩增量同时入手。第二，着眼于三个重要方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稳步提高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保持收入的稳定，减少收入的脆弱性。

二、抓住农民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农民工群体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最主要的抓手。2018年，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活动人口中超过90%为农村人口。2019年我国有2.9亿农民工，如果加上农民工的家庭成员，则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占到了将近三分之二的国民人口。

1、农民工群体中中等收入人群占比较低。农民工群体有很大的潜力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农民工平均工资为4000元左右，如果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很有希望进入中等收入阶层。

2、农民工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差异化的原因。首先是人力资本差异，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更低，农民工的自评健康状况较好，但他评健康状况较差。其次是就业特征差异，农民工就业收入相对较低，大多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等，在私营部门就业占比更高，职业阶层较低，工时较长。

为扩大农民工收入群体，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帮助农民工尽快完成市民化。农民工由于户籍的限制在城市中面临就业、子女入学、社保等多方面的限制甚至歧视，我国目前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包括《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等。

2、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民工家庭的财产性收入，这与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3、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赋予农民工更多就业选择。很多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务工后很大一部分会回乡创业，带来了新的资本和信息，这是农民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过程，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方式。

4、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以长远眼光提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质量。长期以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务工的时长是不确定的，导致企业方和农民工本身都缺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技能提升的激励，当前平台化经济进一步凸显了再次技能培训不足的问题，我们要着眼于未来进一步提升农村年轻一代的人力资本。

三、借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高收入水平。发展多元化经济主体，经济活跃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收入水平，在这之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发挥中小微企业的作用。从现有数据看，中小微企业在各类市场主体中占比超过99%，企业数量已经突破1.22亿家，因此要提高收入，不可能回避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结合我国双创政策来看，中小微企业收入呈现出上升趋势，就职于中小微企业的家庭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非中小微企业。

四、提高劳动份额，改善初次分配格局。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包括：

1、经济结构的变化，我国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2、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3、贸易自由化可能通过资本品成本途径、中间投入品价格途径对劳动收入份额带来负面影响；4、国有企业改制，垄断加强，及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应对策略主要包括：优化发展模式、深化制度性改革、做好再分配调节、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注重城乡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

五、完善社保体系、稳定收入和支出预期、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国民储蓄率差距相对有所改善，但绝对差距仍然较大。我国收入不确定性呈下降趋势，但支出不确定性导致收入对支出覆盖能力不稳定。收入的不稳定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收入水平受到意外事故的影响，例如经济危机、新冠疫情等，二是支出的不确定性较高，比如重大疾病等。因此，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完善和构建能够平滑收入和抵御冲击的社会安全网。从我国来看，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还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当中。我国储蓄率之所以较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导致预防性储蓄比例较高。我国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处在下降趋势，但支出的不确定性仍然较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收入的脆弱性，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4%，收入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了消费者信心指数一路走低，2020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直到7月以后同比才出现正增长。为了减少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我们要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稳定收入和支出预期。

六、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的潜在冲击。

1、技术进步会导致就业和收入的极化，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扩张，中等收入群体受到的冲击更严重，这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目标是不一致的。在实施适应技术变革时代的人力资本战略方面，一是对现有职工和人力资本的更新和提升，二是对下一代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培养，从而更好地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人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终身学习能力以及根据技术进步不断改变和使自身人力资本重生的能力等都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优化发展模式方面，从改变全球的价值分配格局来提升我国的劳动份额。

2、老龄人口有可能从中等收入群体滑入低收入群体；养老压力也会传递给正处在劳动年龄的中等收入群体。从生育政策的角度应对老龄化问题，实施积极的鼓励生育的政策，我国自2016年以来实施的二胎政策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说明这种政策无法提升我国的生育率，我国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从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入手。同时要采取多重措施延长人口红利，包括：推行弹性退休，激励劳动者延长劳动年限；纠正教育错配和过度教育，重视职业教育；提高女性与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农村人力资源的潜力，延长农民工在城镇务工的时间，通过在职培训等切实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

3、加强与技术进步相关的制度和政策研究，充实政策工具箱。现有政策工具并不足以应对技术进步对中等收入阶层的冲击，我们应该丰富政策工具箱，这需要经过严谨、可信的研究和论证，具体措施可以包括赋予工人对资本的所有权、数字要素、“全民基本收入”政策、针对机器人或自动化的征税措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