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和消费可能较快回升
摘要:第二,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和消费可能较快回升。制造业投资方面,国际市场和国内需求总体处在回升状态,企业补库存需求明显增加,民间投资增速由负转正,带动制造业投资向好。
中国发展网讯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总第45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经济复苏凸显制度优势,政策尴尬呼唤深层改革”,知名经济学家连平、陶冬、郭磊、李湛、刘瑞明联合解析。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指出:第一,大类经济数据有强有弱,整体存在明显的不均衡。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出口和工业增加值增速较高,而投资和消费表现一般。从投资构成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靠房地产投资拉动,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增速仍然处于低位。从环比数据来看,消费也出现了增速走弱和不稳定的现象。第二,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和消费可能较快回升。制造业投资方面,国际市场和国内需求总体处在回升状态,企业补库存需求明显增加,民间投资增速由负转正,带动制造业投资向好。基建投资方面,去年各级政府发行了大规模的债券,今年投入速度可能会加快,再加上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因此也可能会有重大项目向前推进,所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未来一段时期将会保持回升的态势。消费方面,如果未来疫情能够进一步好转,尤其是疫苗接种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到了三、四季度,我们可以期待消费的进一步回升。第三,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存在的隐忧。我国经济运行趋势总体上是乐观的,但还是要看到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1)随着全球供给能力快速回升,国际市场对中国工业产品的强劲外需可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被部分替代。(2)人民币升值、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为中国经济带来成本上升的压力。(3)房地产投资可能会因为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放缓。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主要从通货膨胀预期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两个方面发表了见解。他认为,去年经济主要遵循疫情冲击下全球财政货币政策大宽松来兜底的运行逻辑,而今年会相对复杂一些,需要根据疫情防控、经济恢复和内外政策收紧速度来综合分析。就对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而言,目前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大宗商品价格何时到顶,二是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达到2%的速度有多快。第一个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内通胀传导的压力,上游原材料维持高位的时间越久,下游提价进而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可能性也越大,而这时国内经济政策被动收紧的概率也就越大,从而对国内经济和资本市场产生不利影响。第二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资本市场的表现。从市场各界预期来看,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会在今年年底达到2%。如果利率抬升速度太快,那么第二或第三季度就会出现超预期的利空因素,在短期基本面情况改善相对有限,而无风险利率迅速抬升的情况下,资本市场杀估值的利空因素就很强。
瑞信私人银行亚太区副主席陶冬认为,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一直到年底,全球会面临新的大规模的经济反弹,这主要是因为:(1)供给端的反弹。疫情爆发后的封城堵路和增大社交距离等防控措施导致了生产活动大幅受限,随着疫情形势趋缓,供给端一定会出现V型反弹,下一轮V型反弹已经开始,到第二季度在全球范围内会更加明显。(2)需求端的反弹。需求端反弹明显弱于供给端,这和各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的消费者资产负债表状况相对好一些,所以我们看到旅游、电影都出现了明显的反弹。相对来说,美国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较差,因此抗击疫情和消费复苏的能力是相对较低的。总体来看,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所带来的消费者复苏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呈现出U型复苏的态势。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认为,从2021年1-2月的经济数据来看,工业增加值表现较好,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尤其突出。这一方面与中国经济的韧性有关,另外一方面来源于多元因素的驱动。微型计算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载货汽车、挖掘机、铲土机、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工业品增速均超过100%,它们背后分别代表了需求端的几种力量。微型计算机主要代表外需,新能源汽车主要代表对C端消费的新型消费,载货汽车、挖掘机、铲土机代表基建和地产,工业机器人代表制造业设备升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多元驱动的特征十分明显。除了这些积极因素,美债收益率和粗钢去产量可能会给国内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美债收益率在某种意义是全球无风险收益率和风险资产定价的一个锚,美债收益率从短周期来看大概是每三年一轮,与库存周期的特征有类似之处。目前,美债收益率已经反弹到1.5%-1.6%的水平,依然是每一轮周期的低点位置,因此比较确定的是,至少未来三到四个季度美债收益率会继续震荡上行。另外,工信部明确提出今年的粗钢产量要实现同比下降,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历史上粗钢产量负增长的时候很少。我们之所以要减少粗钢产量,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背景,其一是碳中和,这与我们的发展战略有关,其二则与上游的定价权有关。过去十年三轮铁矿石价格的上涨都给钢铁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如果未来粗钢产量下降,中国定价的工业品价格上涨,那么这会为国内的通货膨胀和流动性带来不确定性的因素。
责任编辑:张洽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