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报告：2021年宏观分析需高度关注微观主体面临的实际困难

中国发展网讯  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1年1月）在京举行。本期论坛聚焦“疫后中国经济复苏的风险与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闫衍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

报告指出，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均产生了重大冲击。但是，得益于中国有效的疫情防控以及稳增长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2020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从一季度的大幅下滑中逐步修复和恢复，全年GDP同比增长2.3%。展望2021年，疫后修复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旋律。受基数效应的影响，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中枢将显著高于2020年，甚至高于新常态以来的历年平均水平，全年呈现“前高后低”走势。但值得关注的是，宏观经济数据同比高位运行与微观主体的感受分化较大，对2021年宏观经济分析，需要高度关注微观主体运行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及宏观经济数据的环比变化。

报告认为，尽管中国经济持续修复，但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内外多重挑战。从外部环境来看，新冠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疫情对逆全球化的影响短期内仍然不会消除，大国博弈下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仍需担忧，“百年未有大变局”下外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持续存在。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修复仍然面临多重风险与挑战。首先，国内经济复苏并不平衡，存在结构分化，这将影响中国经济修复的可持续性和质量。其次，疫情冲击下的稳增长政策导致非金融部门债务增长加快，宏观杠杆率上扬，债务“灰犀牛”对宏观政策的制约持续存在，需要警惕债务风险超预期释放引发系统性风险。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信用风险呈现先抑后扬走势，一些体制性、周期性、行为性信用事件强烈冲击资本市场。2021年随着政策调整以及债务到期压力加大，信用风险释放或将有所加速，尤其需要警惕国企信用风险频发导致信用体系重构加剧市场波动。再次，2020年以来，政府部门逐渐成为加杠杆的主体，显性债务继续增加，且在2020年宽信用环境下融资平台融资保持较快增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也有所加大。2021年随着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或将在部分高风险区域有所暴露，在适当推动债务市场化处置的同时，仍需防范其对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此外，随着宏观政策逐步转向常态化，货币政策大概率保持稳健基调，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边际减弱，可能会导致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债务风险的加速释放。

在经济复苏持续但仍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应利用好经济错峰发展的时间窗口，做好应对全球变局的准备。从宏观政策看，2021年宏观政策回归常态化应循序渐进，避免政策悬崖效应，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可持续性和政策弹性；在总量政策之外注重结构视角，从供需、行业、企业、收入分配等经济结构性层面出发帮助微观主体克服实际困难；加大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避免政策内耗。

在宏观政策建议方面，报告提出，除了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包括提升科创水平在内的八大重点任务、长期任务之外，建议短期内应重点在以下几点取得突破：

一是加强双边经贸往来与区域合作。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国际贸易额增速、各国贸易依存度下降，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加剧了逆全球化潮流的涌动，单靠我国的力量难以顺利推动全球一体化。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尽快加强与欧盟、日韩、东盟的双边及区域经贸往来，巩固好东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现状，加快推动与各国RECP落地的谈判，尽早落实中欧投资协定的具体细节。

二是要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组合应长期坚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政策支持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的财政支出强度，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发挥更大作用，并且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投资力度，对“卡脖子”环节加大补贴和投入。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同时要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

三是要保证宏观政策组合的可持续性。一方面，经济逐步恢复常态化运行，需要稳妥退出一些临时性的救助政策，避免经济主体对救助政策形成依赖，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另一方面，除少数国家重大项目以外，财政与货币政策支持的方向和领域应当具有自身的造血功能，正向发挥宏观政策的乘数效应，从根本上保证政策的可持续性。

四是注重保持宏观政策的调控空间与调整弹性。由于基数效应，2021年经济增速前高后低，坡度较为陡峭，面对2021年下半年可能出现的较低增速，需要对抗疫支持政策逐渐撤出后，市场主体能否恢复元气，居民消费意愿能否明显回升保持高度敏感性。此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不长期稳定，因此要留有政策的储备和后手，保持一定的调整空间。2021年要综合考虑宏观和微观、同比和环比、季度和全年、国内和国际等方面指标变化情况，根据实际相机决策、保持政策弹性。

放眼2021年，在总量宏观政策相对确定的情况下，调控政策应当更加注重结构视角，努力克服后疫情时代经济结构的不平衡问题。

一是着力缓解供需之间的不平衡。2020年12月，生产端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已经恢复至疫情之前的水平，甚至还有所超越；而同期需求端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增长了4.6%，较前值还有所下滑。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仅为-3.9%，距离转正尚需时日。外需方面，到2020年12月份，医疗物资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从5月时的4.7个百分点下降到1.0个百分点，虽然机电等产品的贡献由负转正，但2021年下半年的产业链转移仍是潜在风险。在此情况下，建议从以居民消费为代表的需求端破局，加快解决国内由于行政性限制举措，而导致汽车、住房等部分消费受限的状况。

二是着力缓解不同行业修复的不平衡。当前工业恢复仍快于服务业，从累计增速看，至2020年12月第二产业GDP增速大幅反弹12.2个百分点至2.6%；而第三产业仅回升7.3个百分点至2.1%，部分服务业如住宿餐饮、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的修复还任重道远。随着服务业在经济、就业中的占比不断提升，这一失衡也将对经济复苏形成拖累。建议在临时性救济政策退出的同时，对疫情冲击较大的服务类行业制定新的、长期的扶持计划，实现产业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兼顾与平衡。

三是着力缓解不同规模企业修复的不平衡。当前大型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从PMI景气指标看，大中型企业当前已经稳定在扩张区间，而中小企业景气指数时常位于荣枯线以下。而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60%以上的GDP和80%以上的城镇就业，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建议全力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考虑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及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进行发展创新，并制度化、长期化。

四是着力解决实体与金融的不平衡。疫情爆发后，实体经济遭受严重冲击，而金融体系所面临的冲击则被逆周期政策所缓释，2020年金融业增加值增速为7%，较GDP整体高出4.7个百分点，较服务业整体高出4.9个百分点。2021年应加大力度引导金融支持实体并继续向实体让利，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良性互动。这需要多头并进，包括着力推进“僵尸”企业以及低效无效资产在金融市场快速市场出清、盘活金融存量，引导好金融资产投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传统产业升级，加大普惠金融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