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复苏路径上面临六大风险挑战

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讯  记者杨虹报道  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0年中期）于线上举行。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论坛主题为“疫情冲击、修复调整与基础再造的中国宏观经济”，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中国政府债务研究中心主任刘晓光代表CMF研究团队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0年中期）。

报告指出，2020年注定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市场主体产生了剧烈冲击，全球经贸体系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停摆”。各国纷纷推出的一揽子宏观刺激政策都是“史诗级”的，十年一遇。疫情过后，全球经济格局将再次发生重大转变。中国最早受到疫情冲击、最快控制住疫情、最先实现复工复产，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基础再造对于全球经济具有标志性引领性意义。

报告的核心观点是：从经济停摆到最终实现宏观经济循环常态化运行，中国经济复苏需要经历生产复苏、需求复苏、供需平衡三个阶段，而当前的经济复苏正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换的关键期，即以推动复工复产为先导、以供给面修复为标志的行政型经济复苏已经完成，但是以需求扩张为先导、以经济循环修复为标志的市场型深度复苏刚刚开始。尽管面临多重风险因素和趋势性下滑力量叠加的挑战，但中国经济复苏的路径已经逐渐明朗：1季度有效控制住疫情并成功守住底线、2季度复工复产下供给面基本修复、下半年规模性政策全面发力下需求持续回升、新一轮改革红利逐步显现，全年将呈现较为强劲的逐季复苏态势，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有望迎来久违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能否冲破惯性、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取决于本轮规模性政策和系列改革举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再造和格局重塑。

但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在中国经济复苏路径上面临六大风险挑战：一是疫情发展存在变数、外部形势严峻复杂——需要坚持底线思维；二是需求修复慢于供给、供需缺口持续扩大——需要全面扩大内需；三是内部结构分化严重、短板效应可能显化——需要压实“六保”任务；四是市场主体心理变化、行为模式趋于保守——需要一剂“强心针”；五是政策传导存在阻碍、相关机制有待理顺——需要完善宏观调控；六是趋势力量逐步显化、潜在增速可能下滑——需要改革促进动能转换。核心CPI的回落、PPI跌幅的扩大、工业环比增速的放缓、民间和制造业投资复苏的迟滞、消费水平的持续紧缩、综合领先指标的趋缓，充分说明行政性复工复产已经面临瓶颈，总需求不足的矛盾开始制约经济复苏进程。数值模拟分析表明，如果完全没有政策应对，经济也能自发调整，年底基本恢复至稳态运行，但全年将为负增长。

2020年是中国的全面小康年，实际政策扩张的空间很大、配套措施充足，政策效果将显著高于往年。测算表明，一揽子规模性政策如果组合搭配科学，所产生的拉动效应足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和经济下行压力，关键在于瞄准宏观经济循环堵点，形成政策合力。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全景分析表明，以复工复产为先导、供给面修复为驱动的第一阶段经济复苏已经完成，需求不足取代供应链中断成为中国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消费低迷成为宏观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近期外需的超预期表现以及供给面修复带来的第一阶段复苏效应，为中国集中精力稳定内需、改善预期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期，必须在外部贸易摩擦与政治冲突高峰期到来之前，全面扩充内部需求，加快实现市场循环的常态化，实现向市场型深度复苏的顺利转换。

报告在目前已出台政策举措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十方面政策建议：

一、科学规划2-4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隐含的经济增长目标指引，建议以2-4季度实际GDP增速作为全面小康翻一番目标的合理衡量指标。以此确立下半年的宏观政策定位和发挥预期引导作用。

二、把握第一阶段经济复苏带来的信心提振的窗口期，将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果断推出一揽子规模性政策。

三、高度重视疫情冲击下各类微观市场主体行为模式调整的宏观经济后果，特别是居民消费行为和企业投资行为的过度“保守化”倾向，不仅导致经济复苏节奏放缓，也将导致一些传统政策手段以及预调微调模式的失效，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并且达到一定的力度。

四、随着中国经济复苏步入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点必须从行政性复工复产转向有效需求的快速扩展之上，实现向市场型深度复苏的顺利转换。在快速落实一揽子规模化政策和有效需求提升战略的同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从特殊疫情救助向有效需求刺激转变，从供给侧扶持政策向需求侧扩张政策转变。

五、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必须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基础上，科学组合搭配一揽子规模性政策，疏通宏观经济循环堵点。建议利用《预算报告》拟安排的扩张资金，集中出台三大针对消费、投资和产业的“规模性”政策方案。

六、更加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应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相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更好地发挥政策乘数效应和预期引导作用。进一步解决政策利率传导和风险分担机制问题，合理推动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利率下行。

七、宏观审慎监管要与逆周期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重点在于“市场秩序建设”而非松紧力度的摇摆，从而在防范风险积累的同时，避免造成市场预期的紊乱。

八、民生政策要托底，提高就业弹性和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应对经济下行和民生冲击叠加带来的“双重风险”。

九、积极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十、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落地，推出以形成国内市场大循环为导向的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释放制度红利，巩固疫情前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刚刚开始企稳回升的不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