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稳增长与防风险：专家建议要扩大内需消费

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讯  记者杨虹报道  日前，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期）在线上举行。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论坛第二单元知名经济学家郑新立、刘元春、王一鸣、李稻葵、黄益平就主题内容联袂探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政策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指出，扩大内需是实现“六稳”、“六保”的根本举措。因为只有扩大内需，才能够把蛰伏的发展潜能激活。现在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是实现“六稳”、“六保”的一个重要措施，而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要靠扩大内需，特别是美国最近在推动产业链去中国化，推动美中经济脱钩，世界范围内疫情的影响使我国的出口订单减少。按照中央部署，扩大内需需要紧紧抓好四件事：第一，抓紧新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轮新基建完成之后，我国将建成世界上最先进的基础设施；第二，以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的市民化、特色小镇建设，激发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新动能；第三，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建立一个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第四，把环保产业打造为支柱产业，建立健全环保产业的市场机制。

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指出，疫情本身的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未来一年内疫情能否得到控制尚不明确，因此，我国对外经济关系能否在未来一年内恢复正常，也尚不明确。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撞上百年未有之大危机，导致很多格局性的变化加快。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由此导致两类风险：“传统的国际风险”和“非传统的国际风险”。传统的国际风险主要是指针对中国产品的加征关税和人民币贬值导致的资本外流；非传统的国际风险主要是指产品供应链受到阻断，原油的运输线中断。以及针对某些龙头企业的制裁。

在此基础上，李稻葵建议：一是面向基层。要完善我国的社会治理结构，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二是留有余地。以新基建为代表的投资项目一定要做，但是政策要预留充足的余地，防止经济形势的恶化。三是谋划长远。长远来看，中国要启动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因此，必须加快城镇化的步伐，以及加快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指出，疫情的不确定性带来全球经济衰退程度的不确定性。目前大家达成的共识是，这次全球经济的衰退可能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从未来全球经济的走势来看，V型反弹的可能性较小，大概率呈现W型的增长。同时，中美摩擦仍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近期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华为等实体的制裁，并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领域限制中国留学生，科技领域的脱钩风险犹存。同时，美国加大了对中概股的限制措施，这一举动可能会引发中概股的撤离。以上两大不确定性对中国国内的经济将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全球经济的衰退将导致外需的收缩，这将进一步加剧沿海外贸企业的困境，订单下滑正在显现，企业倒闭的风险进一步增大。中美这种摩擦的不确定性下一步会影响到供应链的稳定性，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的进口结构已经在发生系统性变化，中间品中有一部分是短期内国内的供货商很难替代的产品。这种需求和供给的影响可能会向金融部门传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坚持“六稳”和“六保”，“六稳”是稳住经济基本盘，是“六保”的基础和条件。从中长期来看，我国要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指出，根据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疫情期间的隔离政策、保持距离封城的政策，确实对经济活动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从个体经营户活跃的数量来看，疫情发生后，全国总体水平下降了50%。农村的个体经营户业务量的冲击相对比城市少一些。在全面推进复工复产时，两类地区个体经营户数量上升的特别快，一类地区是劳动力输出省，比如四川；还有一类是劳动力的输入省，比如广东。这反映了个体经营户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就业的蓄水池的功能和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未来一定时期内，宏观经济都会保持一个相对疲软的态势。由于全球很多国家的疫情尚未控制，因此输入型病例的风险很大，这将影响未来经济活动的复苏态势。疫情过后，数字经济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无接触交易会大幅上升。

从政策角度来看，黄益平建议：一是工作重点应落实在中小微企业和居民的生活上；二是要采取一些投资措施支撑经济增长；三是要想办法开展国际合作，巩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从官方数据来看，我国宏观经济复苏的进程顺利；但是从一些民间调研数据来看，经济形势仍然很艰难。比如大型项目的开工率、复工率、达产率较好，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达产率非常好。但是中小企业特别是一些传统的小微企业状况依然很差。这个分化的原因很重要一点是因为，我国规模性政策或一揽子复苏政策传递过程实际是有时滞。同时，我国外贸数据表现靓丽，4～5月份出口数据依然正增长。在宽货币，宽信贷的作用下，近期还出现了结构性存款的套利行为，出现了资金内循环、资金在金融圈打转的状况。因此，有人认为我国的规模性政策、疫情救助和经济复苏过度了。刘元春认为，这种判断极端错误，原因是：第一，大企业、项目的复苏只能反映行政复苏的能力很强；第二，全球疫情蔓延，经济停摆，产业链、价值链断裂所带来的冲击才刚刚开始；第三，目前如火如荼改善的，实际是在全面停摆之后，在行政性复工复产全力推动之下所看到的一种行政性的现象，而不是在市场常态化运行中所呈现出来的市场运行水平。所以，要高度警觉一些数据反弹所带来的短期幻觉，必须从中期的角度出发，为下一步政策定位做出更明确的规划，不能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