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关键领域产权和人力资本改革 推动隐性财富显性化

费太安 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

应对当前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思路主要通过刺激消费和启动政府基建投资来稳增长，通过“六保”具体到经济活动中的主要关节来防风险，这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有力举措。需要配套的是要有庞大的财源，仅依靠赤字、国债或货币政策，都难以满足或副作用很大。可研究的另一条途径是，推动社会隐性财富显性化，增加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财富，提升消费能力带动社会投资，实现消费、投资、就业的良性循环。主要方式是通过深化关键领域产权和人力资本改革，形成对亿万民众经济活动的内在激励。

一、产权和人力资本改革释放了巨大经济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长期高速发展，资源储备、劳动力禀赋、国际环境、体制改革、政府调控等都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几千年的进步发展史，历代王朝的兴替史，特别是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史，可以研究总结出产权的优化配置、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定兴旺的内生动力和根本原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商品房住房制度改革等等，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动力源泉；允许城乡劳动力流动就业、改革高考制度和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制度、全面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部需求等等，人力资本得到更广泛更充分的积累、发挥和利用，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一）土地承包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率空前提升，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近70倍，197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1018亿元，2019年增加值70467亿元。释放了大量劳动力，1978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2.8亿，到2019年减少到2亿，三产就业人员比例更是从71:17:12，降到26:28:46。改善了经济结构，三次产业构成由1978年的28:48:24，到1992年的21:43:36，2001年的14:45:41，2019年的7:39:5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385元，增加到70892元。研究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生产增长的贡献达到46%。这项制度变革不仅对农业农村，而且对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支撑性贡献。

（二）国有企业改革激发了国有资本和民营经济巨大活力

通过抓大放小分类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国有企业实现瘦身强体，大大提高了重点国企和国有资本效率。尽管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数由1998年的6万多个减少到2016年的近2万个，就业人员数从2000年的8千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5.7千万人，但营业收入则由1998年的7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42万亿元，利润总额由525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另一方面，保护私人产权，放宽市场准入，为民营经济等其他市场主体提供了有效激励和宽松发展环境。私营企业城镇就业人员数增长了10倍以上，外商投资单位、个人城镇就业人员数也增长了4-5倍。通过改革国企，放活民企，民营经济贡献了90%以上的企业数量，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50%以上的税收。

（三）住房制度改革催生了一个支柱产业和政府重要财源

中国城镇住房制度在1998年发生了一次根本性转变，正式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货币化。当时主要是城镇居民后来逐渐到城乡居民，都可以通过货币购买自己拥有产权的房屋。这对居民的激励和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商品房供给量增长前所未有，2000-2019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共164.7亿平米，按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城镇常住人口8.48亿人计算，人均分摊建筑面积约19.4平米。房地产成为了支柱性产业，2018年在公司类贷款中，五大行对房地产业的贷款金额为3.2万亿元，对制造业的贷款金额为6万亿元，对房地产业的贷款占对制造业贷款的53%。房地产企业商品房销售额占GDP比例，由2000年的3.9%增加到2018年的16%。住宅投资消费成为个人的最大支出，2018年五大行个人住房贷款占个人贷款比例在80%左右。与此同时，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土地出让收入占GDP的比例为7%左右，按照国际可比口径，占政府收入的1/4以上。这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投资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财力来源。

（四）全面对外开放创造了巨大外部市场需求

通过开放沿海、沿江进而逐步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实施招商引资、鼓励出口战略以及加入WTO，外需为我们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提供了大量出口的机会。1978年到2017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355亿元提高到31.5万亿元，增长887倍。其中，出口总额从168亿元提高到17.2万亿元，增长1023倍。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对外贸依存度）由1990年的29%，在2006年达到峰值为64%（出口和进口依存度也相应达到最高的25%和29%），之后有所回落，至2019年为32%。货物贸易占世界比重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货物进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仅为0.8%，在全球货物贸易中列第29位。200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世界份额的7.17%，其中出口占世界的8%。虽然贸易依存度在2006年以后有所下降，但是占国际市场份额还是在不断上升，2017年我国进出口占全球份额为11.5%，货物贸易居全球第一，其中出口占比为12.8%。

（五）人力资本潜能有效开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方位支撑

放活劳动力市场，大力发展教育，改革就业制度和科技人才体制等，人力资本从数和量两个方面对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允许劳动力跨地区跨行业流动，城镇就业人员数从1978年的9千多万增加到2018年的4.3亿，劳动力流动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和整体现代化水平。人力资本加快积累，本科毕业生由1978年的16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387万人，增长24倍。2018年研究生毕业生达到487万人。灵活就业制度，大学毕业生等各类人群实现自主择业创业，人力资本价值有了更多实现领域和方式。重视科技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环境建设，我国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全时研发人员数量世界第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全方位、全领域的。

二、客观困境和两难选择

（一）传统红利难以为继

经过40年高速发展后，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发展更注重质量效益，呈现总量更大、质量更优、韧性更强的发展状态。同时，传统的产权和人力资本红利正在消减，一些客观不利因素也在显现。人口抚养比快速上升，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增速下降；城乡生产率差距明显，农产品遇到价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制约；经济逆全球化趋势增强，国外产业回流加快，我对外贸易和外资引进受限；国企使命职责与盈利性的矛盾，民营经济缺乏投资领域；高房价让房地产业在消费投资发展空间受限，土地财政难以持续；地方政府债务以及财政减收增支明显，制约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

（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大型新兴经济体经济受疫情影响严重。出于疫情防控需要，这些经济体经济也基本趋向暂时停滞，造成了系统性影响。疫情加剧了世界经济逆全球化势头，无论美国还是欧洲，不少国家基于所谓安全考虑表示产业链要回归本国，主要经济体相互之间封锁和贸易战迹象越发明显。受疫情影响，我国一季度GDP比上年同期下降6.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8.4%，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12.5%，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下降16.1%，货物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减少80.6%。疫情尤其是对消费性服务业和出口部门冲击较大，对中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影响明显。同时，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活动得到有序恢复，4月份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好转。但外围疫情的影响还在持续深化，对外经济活动的影响仍在持续，经济全面企稳比较困难。

（三）政策选择两难

无论是刺激消费、政府投资还是保具体方面，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来源。采取财政赤字和发行国债等方式在规模上有限，地方政府债务已经是多年疾患，经济下行导致财政收入下降比较明显。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4.3%，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16.4%，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2%。另一方面，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或者干脆央行采取超发货币的方式大水漫灌，货币政策术语“马拉车”有效但“马推车”积极作用有限，而且副作用很大。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策中推进产权改革、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创造国内外市场需求，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主因。面对需求不足、财政压力的新形势，深化关键领域产权和人力资本制度改革，着力推动隐性财富显性化，以增加社会财富带动需求和投资，激发亿万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又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几十年发展红利。

三、推动隐性财富显性化

通过深化产权和人力资本改革，推动土地、人力资本、国有资产资源、数字经济、绿色都市圈等领域隐性财富显性化，以扩大需求特别是内部需求为牵引带动社会有效投资，有利于实现就业、财政、经济发展等多重目标。

（一）土地财富显性化

创新完善土地产权和管理制度，让农民的财产可以形成财产性收入。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快宅基地改革，探索以宅基地换城市住房。将农民的不变财产显性化、机制化，稳定收入预期，是扩大农民消费和实现农民城市化的一个可行途径，也是推动中国转型，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时机。

（二）人力资本财富显性化

建立以职业能力为标准的人力资源评价体系，将每个人的宝贵价值显性化。重点推动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和生产供给三个领域新人力资本财富显性化。改革科研考评体制，将知识产权与个人职称晋级等直接挂钩，科研产生的经济价值折算为相应科研成果，用于聘期考核和职称晋升。应用型课题资助，可让企业参与课题申报和结题审核等。改革医师服务价值形成机制，推动形成医师服务价值由市场决定。改革医保支付制度，建立医师费支付机制，医师靠个人的行医经历和品牌，在各自的诊所或医院提供服务，主要按服务项目收费或按人头收费。发挥大城市对多层次劳动力人群的包容吸纳作用，改革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坚持公共资金随人口走，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形成全国统筹、异地结转，覆盖全国的“保基本”社会安全网，充分发挥2.9亿农民工的创造力。

（三）国企国资财富显性化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研究提高国有资本充实财政的领域和额度。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动态编制国有资产、国有资本资产负债表，规范对国有企业和各级国有资产的处置和收益分配。通过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强财政的宏观调控力度。深化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带动社会资本投资。更加有效地对社会资本产权保护，形成社会资本和地方政府合作的载体，更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本的积极性。

（四）国有资源财富显性化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优势，创新国有资源矿藏、水流、森林、土地和其他天然资源等财富显性化方式。每个公民出生即享有一笔同等份额的国家公共财富，作为自己养老、医疗等的保底资产。将国有资源财富显性化配置，作为特定用途，既不会动摇破坏国有资源，也不至于即时挤兑，但却可以起到充实居民财富、托底保障的功能，特别是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低收入者。

（五）数字经济财富显性化

充分挖掘数字经济显性价值，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平台。政府通过明晰和保护各类数据产权，为市场提供规划、标准、法律，提升政府信息的透明度，联通各部门的大数据并有序向市场开放。政府系统加快实现政府系统办公自动化的软硬件改造。通过明晰产权收益，出台指导意见，明确数字化目标，加快推进公立医院等事业单位数字化。在社会领域挖掘类似投资改造项目，既不需要政府全额投资，又具有可观的投资回报。

（六）绿色都市圈财富显性化

构建多个绿色经济增长极，扩容国内市场。依托于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把武汉、重庆打造为除上海外的其它两个特色鲜明、分工明确的全球城市，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技改资金和绿色发展基金，推进都市圈产业园区重点产业绿色化升级，带动全社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做好安全和公共卫生设施绿色配置改造，建设适度规模的传染病患者收容治疗机构，推进老旧住宅小区绿色化改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