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 荆文娜

上下级等不同级别的权力分配及决策很重要，为了适应突发疫情紧急情况需要，将来可考虑赋予公共卫生体系报告疫情的权力。这与体制建设与法律建设是密不可分的。——蔡江南

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涉及到生物安全技术、风险防控管理和法律制度。需要从教育和科研体制层面上进行改革，以便支持国家建立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邓勇

“预计2月中下旬全国病例数将达到峰值，但峰值不等于拐点。”这是最近钟南山院士工作团队根据建立的数学模型并将国家强有力干预措施和春节后务工人员返程高峰两个变量纳入考量后推算出的结论。

围绕2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会员第十二次会议精神，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专访了卫生经济和政策专家、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蔡江南，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医药卫生法学副教授邓勇。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曾立下汗马功劳，但仍存在局限

中国经济导报：非典以后，我国已建立起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目前的情况来看，您认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还应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完善？对于在重大疫情防控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您有何建议？

邓勇：非典后，我国确实建立起强大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并在H7N9和埃博拉等疫情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我国在非典后的16年间没有再暴发重大疫情。不过，同时也存在疾控系统地位下降，人员、经费、编制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都受到压制的现象。

对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我认为可向美国学习，将疾控系统纳入行政体系中，赋予其行政权力，重点完善疾控体系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让疾控专家根据专业知识做判断、下决策，做到早发现、早决断、早行动。

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不同于非典时期。现在已具备先进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如果能打破各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数据壁垒，建立起一个重大疫情防控数据库，利用国内先进的大数据分析技术，便可刻画出每一位确诊患者的行踪记录，进而锁定每一位疑似患者，在最短时间内通知当地防疫工作部门，以最快的速度对这些人予以隔离观察。尽管当前有人开发了“疫情地图”等相关产品，但该产品离大数据精准防控工作机制仍有较大差距，这是当前以及疫情过后亟待改进的。

蔡江南：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公共卫生体系与医疗系统是两条线。这种二元化体系可能会导致单位及部门间协调配合不够紧密。遇到疫情时，第一反应部门应为疾控部门。但是由于疾控部门属于事业单位而非政府部门，没有自行发布报告疫情的权力，需上报卫生部门。上下级等不同级别的权力分配及决策很重要，为了适应突发疫情紧急情况需要，将来可考虑赋予公共卫生体系报告疫情的权力。这与体制建设和法律建设是密不可分的。

医疗救治支援及时减负，但仍需强化基层

中国经济导报：自疫情暴发以来，随着武汉确诊患者的快速增长，医院病床一床难求，国家迅速搭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及方舱医院。如何看待这种突发医疗服务资源的供需矛盾？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邓勇：突发疫情的特征是医疗资源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难满足这种陡增的医疗需求，所以换作其他地方暴发重大疫情，也很有可能无法100%收治。但是，我国的优势在于幅员辽阔，全国拥有较强的医疗资源供给能力。如能建立起协调对接制度，将疫情首发地之外的省市医疗资源向疫情严重地区合理分配，疫区供需矛盾问题将会得到很大缓解。例如通过紧急修建医院场所、征用闲置楼堂馆所改建为医院场所、调动全国各地医疗人员支援“重灾区”等措施缓解突发性供给矛盾。

事实上，国家也正是迅速有序地采取了上述相关举措，已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武汉及湖北的疫情救治压力。国家卫生健康委2月17日新闻发布会最新消息显示，从全国驰援支持武汉的力度来看，现在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军队系统已派出3万余名医务人员支持湖北武汉，他们主要来自呼吸、感染、重症等专业，还有一大批护理人员队伍。不仅如此，全国有关省、市、自治区与湖北省各市州均已确立对口支援关系。

另外，随着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及方舱医院的突击建成和投入使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患者因床位不够无法收治而产生的恐慌。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此前在发布会上表示，建立实施方舱医院，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扩充收治患者的容量，避免一些确诊的患者在家庭或在社会上造成对其他人员的感染。

蔡江南：人们只要生病，不论大小，都愿意往大医院跑。这是长期以来我国民众形成的一个就医习惯。我国虽已建立起三级医疗服务体系，但如果仅依靠三级医疗，二级和基层医疗不能很好发挥筛查等作用，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应付这种来势凶猛的突发疫情的。武汉也正因疫情早期未能很好发挥分级诊疗作用，致使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与疑似患者，以及普通感冒患者等涌向三级医院造成较大范围交叉感染，以至于随后产生“医疗挤兑”现象。加之前期预警不及时，以及本次新冠肺炎病毒具有更强传播力，造成疫情的迅速扩散。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是武汉的局面向其他地区发出了预警，从而使这些地区及时加强了防范举措，因此未出现大范围感染及扩散情况。

堵防护物资缺口举全国之力，战略物资储备还应事无巨细

中国经济导报：疫情发生以来，无论是相关医院，还是普通群众，均不同程度出现相关防护物资缺乏的现象。在这方面，相关方面应如何做才能消除公众恐慌？

邓勇：恐慌来源于不确定性。为了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减少自身恐慌，大部分人都可能会抢购防护物资。需求的陡增加剧物资短缺。从当前应对来看，一方面要加大防护物资生产供给，另一方面政府要实行按需分配，给公众一个积极的信号。

为了应对最突出的口罩短缺问题，目前政府部门已陆续出台多项支持措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信部等部门共同下发通知，发挥政府储备作用，针对疫情期间医用防护服、N95医用级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等医疗防护物资供应紧缺等问题，多措并举支持应对疫情紧缺物资增产增供，实行政府兜底采购收储政策，并支持企业对扩大的产能适时转产。

又如，工信部在疫情发生后紧急开发了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调度平台，集合了400多家专门生产防疫物资的企业及时开工复产。有关部门出台了鼓励企业扩大生产、提高产能的各种措施，如定向低息贷款、生产设备的税收加计扣除、保底收储等。

在2月18日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任洪斌介绍，中央企业累计捐款超过25亿元，还向全国各地尤其是武汉市捐赠了大量防护服、N95医用口罩、消杀用品等防护物资及生活用品，并从海外采购了大批紧缺医疗物资支援抗疫。一些中央企业在不生产医用防护服、口罩等医疗物资的情况下，克服困难，想尽办法，加快转产扩产、多产快产，以战时状态全力推进医疗物资生产。

蔡江南：政府的积极举措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防护物资的燃眉之急，但我们仍需注意到，我国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仍有所欠缺。以中国高人口密度国情来看，应在全国各地建立预防公共卫生战略物资的储备，如口罩、防护服等。另外，物资调配的信息系统从此次情况来看也并不十分畅通，战略物资储备硬件的建设与信息系统的软件建设如能更好配合，可很大程度上减少公众的恐慌。

生物安全关乎国家安全，支持建立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

中国经济导报：国家建立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必要性和意义是什么？国外是否有相关先例？

蔡江南：从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健康安全角度考虑，对于生物方面的风险防控需要做好准备。

邓勇：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是最重要的要素。一个国家的生物安全直接关系到该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涉及到生物安全技术、风险防控管理和法律制度。而当前我国仍存在学科壁垒，做生物技术的不懂法律，做法律的不懂生物技术，没办法做到交叉融合。这需要从教育和科研体制层面上进行改革，以便支持国家建立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

许多国家都对生物安全问题十分关注，比如，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引入了关于危险病原体安全控制的法律。1996年出台的《反恐怖主义法》对销售、转移或接收危险微生物组织和毒素的国内设施进行监管。此外，美国还对敏感生物技术研究成果的发表进行了一系列的严格限制。《2002年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恐怖预防应对法》要求所有拥有、使用或转移《联邦敏感试剂规则》所列病原体和毒素的美国实体都要向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登记，并提高实验室安全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