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大碳市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加速器

内蒙古乌兰布统蛤蟆坝景区。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记者苗露/摄

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 记者 | 季晓莉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市场”）于今年7月16日在上海开市，目前正在进行2019~2020年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工作。

未来国内碳市场发展前景如何？怎么理解碳交易对于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意义？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碳中和50人论坛”特邀研究员、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副秘书长兼该院碳中和应用中心主要负责专家吴宏杰。

结合自身十多年的碳交易市场经验，吴宏杰“层层剥茧”，勾连微观细节与宏观逻辑，向记者展示了生机勃勃又有待充盈完善的中国碳市场。

中国碳市场:重新兴起的蓝海

本报记者：请问您个人是如何与碳交易这个领域结缘的？

吴宏杰：2005年，我当时所在的集团公司准备投资江苏南通一个风电项目，但由于是特许权招标，竞争性电价偏低，如果只靠售电收益，这个项目投资可能亏损。但就在这时，我们知道了《京都议定书》将要生效，考虑到未来的碳减排收益，这个项目是可以投资的。清洁能源发电项目每发1000度电大约可产生1吨碳减排量。当时国际碳市场的价格为每吨碳减排量8欧元，对于每个项目来说，相当于1度电额外多挣了8分钱人民币，利润很高，因为那时电价也才每度2角多人民币。

碳减排项目的好处是一旦申报成功，只要发电项目不倒闭，每年都有碳减排量，可以持续最长21年。后来这个项目申报成功了，直到现在还一直在获得碳减排收益。

2006~2013年，碳交易行业迎来一轮发展热潮，行业利润非常高。但随着2013年国际碳市场价格下降，这个市场开始走下坡路，2013年中国试点搞碳市场，2017年我国暂停项目申报，业内很多人才流失。自去年9月之后，国内碳市场又重新热起来。过去这个行业业务覆盖范围较小，只是围绕碳减排项目开发、交易，现在碳减排的综合概念范围扩大到了各行各业。现在有的企业给政府做碳中和规划、有的寻找适合的碳减排项目，重启后这个产业势必将发展成一个大产业。

区域试点与全局铺开并存：引领中国走向绿色经济

本报记者：能否介绍一下您观察到的目前中国国内碳市场的概况？区域性的碳市场以后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未来中国碳市场会和国际市场接轨吗？

吴宏杰：国内碳市场主要有全国碳市场和7个试点省市的碳市场以及部分项目参与的国际碳市场。全国碳市场于2021年7月16日在上海开市，全国首批纳入的重点排放单位为全国2267家电力企业，目前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的价格在43元/吨左右。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可用的CCER均为2017年3月前产生的减排量，目前CCER的价格在30元/吨左右。

地方区域性试验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8年了，区域性碳市场主要有7个试点省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还有非试点的福建、四川及沈阳。这些区域性的碳市场尤其是试点省市为全国碳市场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扎实的基础，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可以走在其他地方的前列，大力发展碳金融和创新性的碳中和工具，实现“双碳”目标。例如，北京碳交易市场除了电力之外，还有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广东深圳在碳金融方面走在前列，将来大湾区融合发展，引进国外绿色金融，会促进国内绿色产业发展。

中国碳市场是全球最大的碳市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也将是全球的标杆，引领全球绿色发展，未来也将引领全球碳市场的发展。因此中国必将会积极参与国际碳市场。如《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中国从2005年就开始参与，刚刚在英国结束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初步通过了巴黎协定6.4机制，也是一个未来全球碳市场机制，中国也将会积极参与。中国也会积极推动国际区域碳市场的发展。

本报记者：与欧美等其他碳市场相比，中国的碳市场有什么优势和弱点？我国企业承受的减排压力未来是否会更沉重？

吴宏杰：与欧美等其他碳市场相比，现在中国的市场成熟度还不高。中国的优势在于先进的社会制度以及党的坚强领导。全国一盘棋，各个部门协同发展，碳市场的成长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指挥棒，它将引领中国经济向着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也会随着“双碳”目标的逐步推进而逐步完善。

目前来看，我国企业的减排压力较大，随着整个社会“双碳”目标的推进，绿色能源的占比逐渐加大，企业的减排压力将逐步变小。

中国碳市场下一步：重视碳资产，加强监管核查

本报记者：我国全社会碳减排的边际成本大约是300元/吨。您认为未来的碳价会是什么走势，为什么？

吴宏杰：全国碳市场现在价格在45元上下，目前还看不出规律性，因为碳市场刚刚开始，只纳入了电力企业，市场参与机构还没有放开。未来随着八大行业的逐步纳入，以及中国碳达峰任务的全面分解，配额紧俏度会逐步增加，因此价格会逐步上升。随着绿色能源发展，碳排放到达顶峰然后下降，中国在2040年左右可再生能源占比超过化石能源，碳价也会有类似的曲线。

目前，中国碳市场内只有电力行业，有些企业对此不重视，觉得配额是虚拟数字，甚至是一种压力。如果企业能把配额当成资产，让它流动起来，就能变成效益，碳市场就能更活跃，价格也更能正确反映市场价格。

我撰写《碳资产管理》一书是因为，当时发现企业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负责碳资产管理，有的是放在总裁办公室，有的是放在财务部门，有的是放在办公室等。当然那时候碳交易市场也没发展起来，变现的渠道较少。但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已经明确它是一种金融资产。以后有了碳期货后，碳市场的容量可能十几倍地扩大，碳交易市场会更完善，碳资产也更容易变现。

本报记者：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碳交易市场？例如，如何加强监管和核查，保证MRV（可核实和可报告）制度的严肃性和准确度？

吴宏杰：首先是保障碳排放碳减排数据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加强全社会能源体系、交通体系、建筑体系、农业和林业各种数据的真实性和可报告、可核查、可监测。这就要求数据采集要有科学的流程方法，国家要有严格的监督检查机制及惩罚机制。

例如，林业就非常复杂，不同的树种、树龄，监测起来非常麻烦。林业碳汇增量，一棵树一年长多少本身就有模糊性，底下粗上面细，本身就不是均匀的，如果监测方法不科学，想测它的碳汇增量就不现实。碳减排量和碳增量要有一个基准线，哪年跟哪年比，这些数据有时候很难拿到。但如果和大数据、卫星遥感监测结合起来，得到的数据就会更真实一些。现在监督机制不是很健全，由国家指定第三方代表主管部门来审核，取决于人员技术水平，有时某些经济利益纠结在一起就容易造成数据不真实。下一步，国家将明确第三方评估机构名单。

参与碳市场动力逻辑：经济利益、高安全性、低环境风险

本报记者：近期能源供应受到广泛关注。如何兼顾用能和达成“双减”目标？配额短缺的能源使用重量级企业，未来如何达成企业长远发展和减碳目标？

吴宏杰：近期遇到的化石能源危机问题恰恰说明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双减”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全社会所有部门共同推进。

那些配额短缺的能源使用重量级企业，应该率先未雨绸缪，化碳中和压力为动力，提前规划企业用能转型，提前布局绿色能源发展，促使未来企业长远发展。例如，在发电端，过去以火电为主的央企电力公司现在都在积极转型，在各地布局太阳能资源的大多都是央企电力公司，说明国企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在用能端，比如现在有些工厂厂址都选择建在新能源电站附近。现在社会各行各业都认识到绿色能源是大势所趋，行动晚了就可能付出更高代价和成本。

本报记者：您认为国内目前比较有实力实行减排，有更大能力左右碳市场的企业或行业有哪些？地方政府能在其中起怎样的作用？

吴宏杰：一是国有大型能源公司，要有转型意识，他们有资金实力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高科技企业，重点研发推出各种碳中和技术；三是金融机构的大力参与，“双碳”目标的完成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四是国有大型林业重点企业，要积极进行碳汇林种植，大力发展森林经营碳汇。

地方政府要积极引领各行业各企业积极参与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当中，组织培训和减排项目的实施，积极变现碳资产。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后分解还是落实到地方政府，地方领导要有这个意识。现在大家都知道“碳达峰碳中和”这个名词，但是具体怎么做不知道。还有些原本就是高能耗的地方，为了地方利益不想积极转型。所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意识一定要提高，要有方向。

例如：云南光资源非常好，要引导社会资本来开发。政府的引导一是政策引导，如税收；二是资金引导，如政府引导基金撬动全社会的投资项目。西藏林业资源非常发达，可重点发展林业，提升森林质量。江西宜春大力发展太阳能产业，正积极筹划在全市布局充电桩，提高老百姓买电动车的积极性，以此带动当地汽车和太阳能产业发展。山东胜利油田，正积极布局把二氧化碳储存在油田的废弃矿井里。像内蒙古、山西这种煤炭大省，现在压力很大，当地政府已多次组织全省碳达峰、碳中和论坛，探讨煤炭能源将来怎么转型，老旧废弃矿山怎么进行生态改造。这就是“全社会系统性变革”，每个地方都要参与。

本报记者：市场主体参与碳交易的动力逻辑是什么？

吴宏杰：市场主体参与碳交易的动力逻辑在于经济利益、高安全性、低环境风险。碳资产交易在未来有望替代石油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主体参与碳交易的最大动力就在于这里面有巨大的商机。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全球未来几十年的共识，并已成为中国未来40年的国策，因此碳资产作为绿色资产有着极低的环境风险和较高的安全性。

本报记者：当前主流的碳金融产品对于扩展碳交易市场的作用如何？什么样的碳金融产品是您所不提倡的？

吴宏杰：当前主流的碳金融产品，主要有碳基金、碳质押、碳托管、碳回购。这些产品极大促进了试点地区碳交易的活跃度，但规模还不是很大。

碳达峰、碳中和背后具有严格的科学性，所有的碳金融创新必须以科学为底线。例如，“森林碳汇”是经过人为干预之后的碳减排量。如果一棵树人们不干预它也吸收碳，就不是可以交易的碳产品。例如，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每天的固碳量不是可交易碳产品；只有新造林或森林经营人为增加了固碳量，才能算碳产品。然而，现在有些地方把已有森林的自然固碳量作为一种碳产品，如果金融机构不知情，开发出的金融产品最终实际上无法交易，最后损害的还是碳交易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