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制度经济学研究者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4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来自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图为10月14日瑞典斯德哥尔摩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现场。新华社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 季晓莉报道

北京时间10月14日，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Robinson），以表彰他们“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揭示了国家制度、技术进步与社会不平等之间复杂而深远的联系，为理解全球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提供了全新的框架与视角。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松在一份声明中说：“减少国家间巨大的收入差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获奖者们已经展示出社会制度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表示，早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偏理论，需要较长时间来验证这个理论正确与否。但现在的诺奖更年轻化一些，如今经济学研究与现实问题、政策关系非常紧密，都是与现实高度相关的问题，对现实具有指导意义，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

三位经常合著的经济学家

本次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1967年9月3日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06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13年当选为土耳其科学院院士，2014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他长期关注政治经济学和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著作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现代经济增长导论》等。

2012年，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A·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阐述了包容性制度对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2019年两人再度联手推出的《自由的窄廊》延展了前一本书的命题，主张国家和社会在互动中达成平衡，才能造就自由和富足。

2023年，两人合著的《权力与进步》讨论了技术进步的问题。他们认为，用机器取代人工并不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唯一途径。若要实现共同繁荣，必须确保人工智能是与人工形成互补，而非取而代之。他们提出5个步骤，帮助人工智能走上一条与人类互补而非取而代之的道路。

西蒙·约翰逊，1963年1月16日出生于英国谢菲尔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罗纳德·A·库尔茨创业学教授、全球经济与管理小组的负责人，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联席主席。2007~2008年，他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他关于长期经济发展、公司财务、政治经济和公共卫生的学术研究论文被广泛引用。

西蒙·约翰逊还与他人合著了《十三位银行家：华尔街接管和下一次金融危机》《白宫大火：开国元勋、我们的国债以及它对你的重要性》《启动美国：突破性科学如何重振经济增长和美国梦》等多部作品，其中《十三位银行家》是金融危机领域评价最高的书籍之一。

詹姆斯·A·罗宾逊，1960年出生，美国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理查德·L·皮尔森荣誉博士国际冲突研究讲席教授，皮尔森国际冲突研究与解决研究所主任。他于1982年取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本科学位，于1986年取得华威大学硕士学位，并于1993年取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在任职于芝加哥大学之前，他曾在墨尔本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执教，曾任哈佛大学大卫·弗洛伦斯讲席、维尔伯·A·考伊特讲席政府管理学教授。他利用严谨的统计方法和案例分析来研究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基础，对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尤为关注。

这三位经济学家曾多次合作，联手发表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试图探讨经济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例如，詹姆斯·A·罗宾逊与达龙·阿西莫格鲁合著的《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以历史视角阐释了政治制度决定了国家走上繁荣或贫困的不同道路、塑造了当代的世界经济差异，并对制度进行了深入剖析。

用制度经济学解释国家成败

制度经济学成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终赢家。它是研究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的经济学流派，其核心概念包括“交易”和“制度”。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制度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不同，制度经济学通过强调非市场因素如制度、法律和社会伦理等因素，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机制。

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新经济史学家”就开始从制度的角度来研究各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并试图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归因于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但由于较少使用现代经济学中通常使用的计量研究方法，分析思路显得不甚严谨，一些观点也难以验证。而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三位经济学家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将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紧密结合，创造性地构建了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框架。这种方法论的创新使他们能够通过历史数据和案例研究揭示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他们通过把历史上曾经被输入某种制度的国家列为研究对象，去观察它们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当地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等其他干扰因素，制度的作用就可以得到更为直接的验证。

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在撰写一篇论文时回溯到了200多年的西方殖民时代。他们统计了殖民者在非洲各地殖民时的疾病死亡率。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指出，如果早期的殖民者认为非洲殖民地适合生存，他们会引入和宗主国相同的产权保护制度，力争建立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反之，只要殖民者认为某一地区不适宜生存，“捞一把就走”，就对这些地区实行攫取型的政策，而不可能在这些地区建立产权保护制度。通过精密的统计分析，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发现，各地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有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他们又用相同办法分析了拿破仑时期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有的国家因为战争打破了原有封建宗主体系，有的国家则没有，不同的制度对经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他们的观点又得到了印证：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后来，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一起将他们的这些研究总结成了一本书——《国家为何失败》，书中回答了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他们认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其核心要素主要包括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有效可信的法律体系、私人产权保护等，这些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掠夺性政治、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持续。

在人工智能时代善用技术

今年好几个诺贝尔奖项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经济学奖也不例外。阿西莫格鲁的经济学论文更多地接触到人工智能。为了研究AI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他和合作者一起发表了十几篇相关的论文，并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对这些研究的结论进行了总结。在书中，他将技术应用分为两类：“善用技术”与“滥用技术”。

阿西莫格鲁曾经发表文章称，AI不一定能带来生产率的提升，未来10年，这一技术对美国经济产出的拉动比例不会超过1%；与此同时，AI技术还会带来侵犯隐私、破坏民主等诸多负面的影响，因而如不加以干预，它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滥用技术”。

他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削弱中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同时增加资本所有者和技术开发者的财富，因而会带来更大的贫富不均。阿西莫格鲁同时警告，未来AI技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还会带来权力结构的改变，进一步集中权力于大科技公司。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他呼吁对AI技术进行更民主化控制，并制定适当的规制和政策对其进行管制。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应通过税收、再分配和政策干预来平衡技术带来的不平等影响，防止资本进一步集中。

阿西莫格鲁在《人类与机器的竞赛》一书中提出，技术进步本身并不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推动力，其实际效果取决于制度如何调控技术的应用和扩散。例如，对19世纪工业革命和20世纪信息革命的比较分析，揭示了政府政策和制度安排在应对技术变革的负面影响方面的关键作用。在19世纪，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通过立法保护劳动者权益、鼓励教育和技能培训，有效缓解了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平衡技术进步、社会公平和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各国亟需应对的重大课题。阿西莫格鲁等人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措施，包括再教育和职业培训，以确保劳动者能够适应新兴技术的要求，避免因技术性失业导致的社会问题；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人工智能的治理，确保技术性发展真正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