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创新政策工具推动2024年经济增长

1月4日，装载40个集装箱约1000吨粮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首趟保税进口粮食直达专列（老挝孟赛-重庆万州）抵达万州新田港站，这也是万州综保区首批进口粮食入区。新华社

刘俏  颜色

2023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2024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制定时更加开拓思路，敢于探索新的政策工具组合；在实施上更有魄力，敢于加强政策力度，大胆创新政策举措。

结合我国经济目前仍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预期较弱等突出问题，笔者认为，2024年的稳增长政策应以化解风险隐患、保持投资强度、提升居民的收入和财富为抓手，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实现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保证经济增速在合理范围之内。

第一，居民收入方面，多渠道扩大居民收入是关键。

2023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提高工资性收入；加大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性收入；公共部门多年积累的高储蓄也可以加以释放，增加老百姓的当期现金流。截至2022年末，我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超9万亿元，可以通过允许公积金持有人自由申请赎回，进而增加居民的当期收入。直接发钱是很好的办法，对拉动需求意义很大。在具体操作层面，可以将对个人和家庭的转移支付与消除“数字鸿沟”结合起来，借此将逾2亿低收入群体纳入到以移动互联为基础的数字经济体系，推进共同富裕。通过电信、第三方支付平台、民政部门、财政部门等协同，甄别出受益群体，精准发放数字人民币或是数字消费券。我国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上的长期投入和应用场景方面的大量创新为此类政策的设计与执行带来了非常大的空间。

第二，稳地价、稳房价、防投资过度下滑、以创新举措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2024年房地产市场依然存在风险，将对有效需求恢复形成一定冲击。房地产企业土地储备规模庞大，头部50家房地产企业土地储备约为25亿平方米，其背后是庞大的负债。但由于销售不好导致资金回笼效果不佳，土地储备向施工投资转化不理想，房地产投资下滑严重。通过对头部房企的调研发现，基于目前的政策环境和市场供需，房企对目前土地储备的开发价值持不太乐观的看法。而房地产在整个国民经济里是节点性行业，国家统计局153个二级行业里有115个与房地产有关。

长期看，发展保障性住房、推动租购并举将推动房地产运营模式的改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房地产仍将是中国国民经济生产网络里的节点行业，但其商业模式和整个业态将发生根本改变。当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起来，我国房地产业实现租购并举，更好地平衡房地产业的投资定位和消费定位，届时房地产最终能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第三，提振股市对于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颇为重要，建议通过资金入市引导股市价值回归。

当前股市估值很低，我国企业肩负很多社会责任，且很多上市公司对整体经济有不可替代的节点作用，这些社会贡献或者社会价值没有反映到估值里。要引导价值回归，最好的方法是资金直接入市。建议财政刺激或央行1万亿元资金入市，购买大盘指数和“中特估”指数。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平稳股市情绪，增强投资者信心，同时还能提高长期资金的投资收益，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效果。相较于A股整体，“中特估”企业具有估值低，分红高的特点。当前，中特估指数市盈率为7.3倍，A股整体市盈率为16.3倍；2022年，A股分红总额为2.2万亿元，“中特估”企业年度分红总额为9334.9亿元，75家分红的“中特估”企业数量仅占1.5%，但占A股分红总额的逾4成。长期资金在“中特估”整体估值提升的过程中，既能够享受由股价上涨所带来的资本利得，同时也能通过中特估公司稳健的现金分红获得一个较高的收益安全垫。

第四，稳定居民收入和财富水平的同时，政策发力点也可以是降低居民支出压力。

从总量政策来看，货币政策可以持续推动购房贷款利率的降低，既降低购房者的购房压力，也降低贷款人存量房贷的还款压力。目前我国房贷利率仍偏高，平均名义房贷利率为4.0%，考虑到较低的CPI同比增速，房贷利率则会更高。截至2023年三季度，我国有存量房贷38.4万亿元。如果假设存量房贷的平均期限为20年，贷款利率每下调1%，每年的还本付息支出将下降约2381.0亿元。房贷利率下降既直接帮贷款者节约了部分资金，而这部分资金可用于支撑消费的增长；同时也减轻了贷款人的心理负担，有助于促进其消费意愿的修复。

稳收入、稳财富、降支出的一套政策组合拳能够有效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带动居民信心和消费意愿的回升，促进居民消费活力的释放，有助于破解需求不足这一困境，带动经济走向正向循环。

第五，作为一项创新政策工具，可以考虑发行30~50年的长期特别国债，将所获资金投入到难以仅依靠市场力量的底层、重大、前沿技术创新领域。我国有大规模发行国债的空间，规模性、惯常性地发行长期特别国债有两重价值。

第一，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发行长期国债，所获得的资金是长期资金，而且国家政策的出发点是全体人民的福祉，该类资金更重视科技创新带来的整体价值和社会回报。第二，不同期限的国债利率是资本市场给资金定价的锚，发行长期国债有利于形成我国的收益率曲线，为各类不同属性的长期资金提供定价的基础。例如，长期国债发行所获资金可以直接支持那些社会资本不愿投入的领域，如在基础研究领域，将我国目前每年2000亿元的基础研究投入增加到10000亿元；直接给中小微科创企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等。

第六，建立“中小微企业稳定基金”和“出口企业稳定基金”。

保经营主体、夯实民生底线、稳住经济基本盘是统筹推进其他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直接以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与稳就业和保民生这两项重大问题紧密相关。

第七，围绕落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战略部署，对节点行业和领域保持投资强度，甚至超前投资。

这包括碳达峰碳中和、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乡村振兴、公共服务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的投资、生育福利等。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当前需要大力投资这些新动能的产业，投资强度至少要达到能抵消传统动能退坡的量级，来填补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传统动能的下滑，从而维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第八，对外政策上，应守住中美关系的防护栏，在经贸关系上着力稳外资、稳外贸。

稳外资方面，在政策上应尽量提高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频繁调整政策方向，以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稳定的政策环境有助于增强企业和居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并激励他们作出长期的规划和投资决策。稳外贸方面，我们既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稳住对发达国家的出口，积极参与贸易谈判和经济外交，争取更加开放和公平的贸易环境，保证和主要发达国家市场“不脱钩”；也需要抓住机会，持续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深化RCEP合作，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深化与东盟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

（刘俏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颜色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