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安倍经济学：虚火的金融，缩水的经济

陈 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日本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人逐步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而那些去美国名校读博，在美国名校教过一段时间书的学者，尤其是专攻金融理论的学者，开始在日本学界、政府机关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很多时候，日本的经济政策就是金融政策，产业政策虽偶尔提及，但如果不与金融政策挂钩，基本也不被重用。

2012年12月，自民党在安倍晋三的带领下，从民主党手中再度夺回执政权，安倍本人也成为首相。民主党经济上带来的极度混乱，急需有着数十年治国经验的自民党来重新调整。尽管安倍本人从未做过地方长官，也从未在内阁当过经济方面的大臣，但他必须调动党内外的一切资源，收拾残局，更需要对1993年以来的日本经济做出调整，让日本走出“失落”，走上发展的道路。

金融政策自然成为安倍经济政策的核心。安倍在2012年与民主党角力的时候，反复谈过自己的“三支箭”：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唤起民间投资促成经济成长。对于毫无经济方面经验的安倍“三支箭”，日本一些媒体讽刺为“安倍经济学”。安倍倒不在意媒体的讥讽，给个棒槌就当“针”了，拿来就用，安倍经济学渐渐地成了日本民众寄托希望的经济政策。

安倍经济学难言退出

2022年7月8日，安倍在为参议院选举而造势的演讲会场上，突遭不幸辞世。在安倍本人因为无力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看不到经济上能够取得成果的情况下，于2020年9月辞职之后，安倍经济学似乎已经不再是日本的国策。但安倍本人对政局有着极为强烈的影响，其后任者不论是2020年9月~2021年10月出任首相的菅义伟，还是2021年10月起出任首相的岸田文雄，都无力对安倍经济学做出修改。

安倍经济学到底给日本带来了什么？为什么从2012年安倍上台后，日本继续维持十年的低迷？分析安倍经济学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变化，让人看到的不单单是日本，也是七国集团（G7）国家共有的某些特点，G7的日本化（长期停滞）也特别值得我们去了解实情。当金融政策取代产业政策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重点后，失落或者经济上的长期停滞，就是国家经济能够得到的必然结果。如今，岸田文雄提“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运作的很多方面和安倍经济学似乎很不一样，但以金融政策为中心，这一点并未发生改变。

我们对安倍经济学应该做出自己的分析，至少没必要像日本金融政策方面的学者、靠金融资本支持的日本媒体那样为安倍经济学唱赞歌。

金融政策重点放在了股价、汇率及超发货币上

安倍晋三在2012年12月二度出任首相后，一直到2020年9月才辞职，是日本宪政史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也是日本当首相时间最长的政治家。安倍经济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给日本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超级巨大。

再度出任首相后的安倍与第一次不同，格外重视金融政策。2012年日本的平均股价只有10395日元，但到了安倍辞职的2020年已经提升到了27444日元，峰值时已经是2012年的3倍，股市空前繁荣。

安倍上任伊始，立即去美国，面对美国投资家，呼吁“购买日本金融资产”（Buy Japan）。看到日本真的要从民主党执政时期极度混乱的经济中走出来，不仅国外资本开始涌入日本，日本国内购买股票、基金、公司债券蔚然成风，金融市场出现了少有的繁荣。安倍甚至让官员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安装了一块日经股价指数显示屏，对股市的微小变化都会做出及时的反应。股价的提升与安倍经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让人感觉是经济政策的成功，带来了股价的提升。

一方面，从股市的角度看，大胆的金融政策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另一方面，日本能够购买股票等金融资产的人在总人口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是否保有金融资产在安倍执政时代成了拉开财富差距的重要原因。

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海啸、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电站发生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事故，让日元资金开始紧急回流日本，带来了空前的日元升值。从日元汇率全年的平均值看，2012年到达了战后日元汇率的峰值，1美元兑换79.79日元。

在日本抗击自然灾害等最为缺少资本的时候，日元的升值阻碍了外部资本向日本的流入，日本本身的产品出口完全失去了价格竞争能力。日元的升值带来了进口产品的空前降价，外部产品充斥日本市场，让日本制造型企业几乎没有了投资条件。

商品价格在日元汇率升值的过程中，出现了持续下滑现象，这导致日本市场在表面上看似“通货紧缩”，但实际上水电、交通、学费等基础生活费用从未出现过价格下调的情况，民众很难从这样的价格失衡中获得稳定的生活。在通货紧缩的时期，企业今天生产的产品，明天会不足以回收成本，后天就变成企业财务负担，让企业下决心去投资变得非常困难。

2011年大地震后，不仅天灾人祸强烈地阻碍了日本的经济发展，而且从这时候起，日本新生人口一年比一年少，65岁以上的老人在社会的占比超过1/4，接着70岁人口占比也开始向1/4接近。

在安倍看来，汇率提升、通货紧缩、人口减少、老龄化不断深化等多种复杂社会经济现象中，降低日元汇率最容易做到，也最能看到效果。汇率降低了，通缩也就能相当程度地得以解决。

国际社会中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是不准许干涉汇率的。但安倍的做法十分巧妙：向金融市场无限制地超发货币，稀释日元的价值，自然能带来汇率的下调，而货币的发行权是主权国家的自然权力，他国无法干涉。在“机动的财政政策”下，安倍政府2013年便开始拿出10万亿日元的财政预算，日本银行则按照安倍的旨意开始狂印钞票，让市场上到处是超发的日元，如果日元没有流向的去处，就以国债股票的方式购买进来。这一方面支撑了日本股市的繁荣；另一方面超发的货币让政府有了投资的资本，既可以增加军事预算，也可以购买种种服务，提升民众对自民党政权、对安倍个人的支持。

到安倍辞职的2020年，日本银行保有的资产已经是安倍刚刚上台时的大约4倍，金额为670万亿日元。日本一年的GDP大致为500万亿日元，日本银行保有超发货币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本经济规模，财政赤字已经成为日本政府不能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大力稀释日元价值，自然导致汇率下调。到2020年全年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换106.77日元，安倍刚刚出任首相时的高汇率问题基本得以解决。

灵活机动的财政政策给日本留下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安倍的继任者几乎不可能消化如此大的亏空，G7其他国家无一能像日本这样毫无财政纪律，不负任何责任地超发货币。

让GDP不增反降的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减少失业率。

从日本总务省公布的《劳动力调查》结果看，2010年~2012年，日本的劳动人口大致为5500万人，到了2019年上升到了6000万人。换句话说，实施安倍经济学以后，日本多出了500万个劳动者。实现比较充裕的就业，让人们感觉安倍经济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实际问题在于，日本就业方式在执行安倍经济学政策期间，发生了从“终身雇佣”向“灵活雇佣”的转变。在进入21世纪前，日本经济的重点在制造业。通常人们会终生在一家企业里工作，员工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薪酬相差不大，整个社会呈枣核型，特别有钱的人与特别贫困的人都不是很多，日本称之为“一亿总中流”（全日本1亿人口都属于中产阶层）。在日本的经济重点从制造业向金融等服务业转变过程中，尤其在实施安倍经济学时期，灵活雇佣开始成为社会中的重要部分，就业人口中1/3的人以灵活就业的方式进入到了劳动力市场。就业人口增加了，但就业本身并不固定，灵活就业的劳动者随时可以被再度排除出劳动力市场。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临时工（灵活就业的劳动者）在工资上与固定雇佣的员工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即便是《读卖新闻》那样的保守报纸也在2022年3月27日的报道中说，雇佣形式的不同，带来了日本经济中深刻的贫富差距。

大量临时工涌入日本劳动力市场，他们只能拿低工资。日本众多家庭通过夫妇共同参与劳动的方式来维持普通生活。即便是保有正式工作的员工，在周边存在大量临时工的背景下，其本身的工作也开始变得不稳定，在工资收入上难以获得提升。在过去二三十年时间里，日本几乎没有给员工涨工资，在2015年已经出现了日本平均工资低于韩国的情况。

大胆的金融政策及灵活机动的财政政策让日本大企业获得了巨额效益。到2021年为止，企业在银行账户上的现金存款至少在500万亿日元以上，相当于日本一年的GDP。日本本来有充足的资金可以从事研究开发，可以尝试技术革新、经营革新，但在轻制造重金融的安倍经济学政策下，在2012年以后的10年时间里，已经看不到日本企业对新产业的投资。

人们知道日本曾经是世界半导体生产大国，但如今半导体产业基本上看不到日本厂家；日本是发明锂离子电池的重要国家之一，松下电器曾经是世界最大的锂离子电池厂家，但如今在世界电池企业5强中已找不到松下电器的身影。日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汽车生产国，丰田一家企业一年就能生产销售1000万台汽车，但不仅在中国，即便是在日本也几乎看不到丰田生产的电动汽车。有世界领先的技术，有先进的生产及销售能力，但在执行安倍经济学期间，已经看不到日本政府对制造业的重视，日本企业在国内外的投资已经少之又少。

安倍经济学给日本带来的最大结果便是经济规模的不断缩小。

安倍上台的2012年，日本GDP为6.27万亿美元，但到了2020年则下滑到了5.04万亿美元，规模上下滑了将近20%。如果没有政治动荡、国家遭受外部侵略等特殊情况，世界上还很少有哪个国家会出现在8年时间内让经济大规模缩小的情况。日本的问题在于安倍治下严重缺乏技术革新，缺少企业的大规模投资，在市场不断收缩的几年时间里，经济规模仅仅靠金融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手段得以扩张，所得到的结果必定是持续的失落。

不妨对比一下同一时期德国、韩国、美国的情况：德国GDP从2012年的3.52万亿美元上升到了2020年3.84万亿美元；韩国GDP从2012年的1.29万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1.63万亿美元；美国GDP从16.25万亿美元增加到了20.89万亿美元，都是正增长。

安倍经济学强调金融、财政的作用，获得了金融及财政方面的一些效果，但并不能扭转日本经济的低迷，最终未实现经济增长。重新重视制造业，该是今后振兴日本经济的必然之路。但不仅今后的日本难以在制造方面有所成绩，即便是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同样难以重整制造业。这不单单因为产业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金融政策力压所有经济学势力。从经济发展阶段上看，日本、欧洲已经走过了制造业发展的全盛期，是时代使然，安倍经济学的局限性也在这里。

【作者系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