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交往中心：平视时代高水平交往倒逼服务业发展

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 记者 | 成静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北京各种外事交流活动和大型国际会议、展览频密，而“交往”与“交流”一字之差，折射出国家对北京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的厚望。与“交流”相比，“交往”显然在时间跨度和沟通深度上更胜一筹。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廖自涵认为，直观来看，国际化城市的特点是宗教场所和各地餐饮的荟萃和杂糅。而更深一层，则是法律、翻译、信息、医疗、教育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和品质提升。目前，北京正在致力于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的建设，正是为了夯实国际交往中心的定位。

“单向的沟通不叫交往，有来有往才是交往。”从事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国际公司CallisonRTKL北京办公室总经理刘严认为，交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文化自信。“以北京为例，北京在文化上是比较开放的，这种开放来自于过去几百年一直作为首都，不断接触外来人员和文化从而产生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可能是在日常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然，随着我们整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全方位提升，我们的自豪感会越来越强。”刘严说。

而且，在刘严看来，正是因为有了平等交往，人们才会更加心态平和地去向别的国家学习先进经验，完善自己，并且在合适的时候也将自己的经验和成果展示给其他国家。

对于这一点，廖自涵表示认可，在他看来，疫情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和经济水平的提升。“这也许会成为一个转折点。中国未来在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上会有不同。”

“交往需要平台，无论是硬件设施的发达，还是软件服务体系的完善，都是北京实现‘国际交往中心’功能的必要条件。”仲量联行华北区物业与资产管理部总监李从越认为，正是因为我们有非常完善的航空港口、口岸设施，才能够做好整个未来国际交往的依托。对应起来，我们也需要有好的服务体系，比如法务体系以及政府的服务体系，这些都非常重要。“我们做楼宇的运营管理和物业服务，支持的不光是商业楼宇，更有国家级的体育场馆、机场和国际组织总部等更高级别的项目。这迫使我们需要从环境管理到安全、设备管理，再到国际交流方式和商务礼仪等方面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随着北京城市地位的提升，我们的国外同事和客户也经常回来‘取经’。”李从越说。

廖自涵与李从越的观点不谋而合，廖自涵认为，国际交往是倒逼服务业水平提升的一个动力。因为在现实中，国际交往必然带来大量的法律服务、翻译、语言、中介、信息，以及资金等方面的交互。比如，在教育方面，外籍人员的子女无法就读中国的公立学校，就要建立国际学校等一系列配套服务。所以，实际上国际交往本身对服务业和运营服务的要求是很高的，而且是能够倒逼行业往前发展的。针对这一点，刘严也提出了自己的期望。他说：“随着国际交往程度的提高，现在中国的设计市场越来越开放，我们举办了很多的国际竞赛。有越来越多中国设计公司可以通过这种公平的竞赛去赢得项目。通过这样高水平的切磋交流过程，设计公司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可是，作为外企，有时候却因为资质和注册问题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是否可以从政策层面打破这样的障碍，让外企也能平等地参加这种高水平的竞争。”刘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