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则兼善天下，对抗常引火烧身

近几个月来，美国人民深受通货膨胀困扰。为应对通胀，美联储自3月份以来转向紧缩性货币政策，并且加息步伐不断加快。从3月份提高 25个基点，到5月提高50个基点。6月美联储再度决定加息75个基点，同时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区间至1.50%-1.75%，创1994年11月以来加息幅度最大。美联储原以为加息能够抑制通胀率，但5月份美国通胀率不降反升，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8.6%，达1981年12月以来最高值。通胀冲击全美几乎所有行业，暴露出美国中期选举前暗淡的经济前景。现在，全球都在拭目以待：美国如果继续忽视供给侧问题，而只专注于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需求，能否正驯服在高企的通胀？

温故知新，则知以藏往。从理论角度看，通货膨胀既是宏观层面需求增长超过实体经济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的结果，同时也是微观层面某个行业或部门特定情况导致的结果，且常常与市场集中或垄断密切相关。由此可见，价格变化其实是宏观经济变量和微观特质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应对通胀也应该从需求、供给两方面着手解决。但是，从目前情况看，美国用力方向集中在需求侧，但对供给侧和微观层面却显得力不从心。

明镜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美国20世纪60、70年代通胀失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决策者信奉“非正统理论”，仅将通胀视为与垄断性企业、工会活动相关的微观经济问题。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社会对通胀容忍度高或对失业率容忍高到足以控制通胀——因为通胀和失业率存在此起彼伏的关系——反映出垄断性企业已日益具备随意推高价格和工资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末，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反对收紧货币和财政政策，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则反其道而行之，要求美联储在1972年大选前保持低利率。由于当时美国未能抑制需求过热，也未能控制价格和工资，导致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联储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提高利率至较高水平，并保持足够长时间，才成功驯服高通胀率。在随后几十年中，美国又进入通货紧缩时代，其特点是尽管资本、劳动力、原材料供应非常充沛，但是需求却长期疲软。其实，直到需要应对眼下的持续通货膨胀，美联储才从长期应对持续通货紧缩中转向。

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拜登上台后，对内推行大规模福利支出政策，同时对外围绕地缘政治对手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然而，拜登的政策组合拳并没有实现预期中的经济繁荣发展和安全稳定，反而招致40年来的最高通胀率和连续下滑的生活水平。美国时隔40年再度出现物价飞涨，这种现象背后是一场政治危机，因为公众对美国政府和主流经济学家丧失信任，更是一场重大政策失败，因为通胀高企很大程度上也是拜登政府亲手种下的苦果。尤其近年来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遏制中国的行动，极尽抹黑中国之能事。美国社会存在着一个 “精英阶层”，他们以“先知”自居，致力于捍卫美国全球霸权，拒绝接受一个文化、经济、种族多元化的世界，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锁定不同假想敌。当前，他们视中国为美国头号战略竞争者，鼓吹中国崛起将使美国及其背后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黯然失色，导致美国丧失超级大国地位，最终走向衰落。近年来美竭力炮制的“中国威胁论”，可以说是美国在政治、军事、科技、经济等领域对中国全面遏制和围堵的起点。由于美国对全球正常经济运行的多种干预，包括制裁、出口管制、脱钩、“友岸外包”，逆全球化之历史潮流，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引发全球大宗商品、工业制成品双双供给短缺，同时市场价格也居高不下。

改曲易调则云蒸霞蔚。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美联储继续依靠加息以抑制通胀未免胶柱调瑟，甚至引发经济衰退。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前景》报告就预测，许多国家将面临类似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经济衰退风险。美国政府应采取平衡的“反通胀”战略，振衣提领之举就是扭转对华敌对政策，更好解决供应链断裂和竞争问题，辅之以紧缩性货币或财政政策以抑制需求过热。扭转对华敌对政策可以从削减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做起。拜登政府内对是否削减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存在着分歧，其中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支持削减关税，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却主张维持关税。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难以驯服的通胀是美国自己种下的苦果，也可能预示了一个地缘政治风险频现、保护主义政策盛行、流行病等自然灾害肆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紊乱的时代。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高度捆绑。美国大搞单边保护主义，迫使世界经济的航船驶向风高浪急的险滩。中国却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彰显了建设性、负责任、重道义的大国形象。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合作胜过对抗或敌意，合作则兼善天下，而对抗常引火烧身。

（国际合作中心 黄永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