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主义是本轮全球通胀的总根源

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局面。高通胀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削弱了企业活力和经济增长潜力，加剧了社会矛盾，增加了全球陷入“滞胀”的担忧。对于引发本轮通胀的原因，观点众多，而西方政府机构和主流媒体对通胀问题避重就轻，或“甩锅”其他国家。我们研究认为，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才是本轮通胀的根源，其对内治理失序、疫情防范失败，对外极限施压、不断挑事霸凌加剧了通胀的幅度和速度，可以说是人为造成了全球大通胀，预计通胀还会持续较长时间。对此，我们要保持清晰的认识，既要找准引发通胀的真正原因，又要警惕美国快速升息的溢出效应，防范输入性通胀，建好“防火墙”，维护国内来之不易的稳增长、稳物价大局。

一、美欧四十年未有之大通胀

从欧美主要经济体3月物价水平看，可以说齐创40年来的通胀新高。在居民消费价格方面，美国、德国、法国3月CPI同比分别大涨8.5%、7.3%、4.5%，为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新高；欧元区CPI同比上涨7.5%，连续5个月创历史新高。在生产资料价格方面，3月美国、欧元区PPI分别同比上涨11.2%、31.4%，均创历史新高。本轮全球通胀已经蔓延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如3月巴西、埃及、俄罗斯通胀率在10%-20%之间，土耳其、阿根廷、伊朗分别为61%、55%、34%，可以说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按近期公布的4月物价水平看，除美国略有回落外，其他主要经济体再创新高。4月美国CPI、PPI同比分别上涨8.3%、11%，均高于市场预期，为40年来的历史第二高位。我国物价水平一直运行在合理区间，与国外大通胀形成鲜明对照，今年4月CPI同比上涨2.1%，PPI连续六个月回落，显著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二、贸易保护主义是大通胀的总根源

面对世纪大通胀，西方政府机构的表现并不称职，或为隐藏真正的原因。去年二季度，美国物价已经出现趋势性上升苗头，美联储用一次性、阶段性等词混淆视听，寄希望物价回落。今年来，美国总统拜登多次将物价飞涨的原因归结于俄乌战事，“甩锅”普京，甚至还造出新词——“普京涨价”。这表明，美国政府是不愿意正视通胀问题的。因此，面对西方国家40年未有之大通胀，我们需用更长的历史眼光、更宽的政治视野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首先，美国深陷保护主义泥潭，经济让位于政治正确，是引发通胀的总根源。贸易保护主义从不同层面提高供应成本，最终推升物价水平。一是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譬如，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直接导致进口价格上涨。二是保护主义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不能发挥比较优势。西方国家鼓吹本地化生产，吸引跨国公司回流，成本洼地吸引力减弱，不再能配置最优生产要素。三是美国动辄“长臂管辖”，对特定企业和产业链进行制裁，人为中断、扭曲产业链，使供求关系发生快速变化，价格失去控制。四是保护主义还通过政治施压、舆论攻击、道德绑架，让成本和价格不再是决策的优先事项。一些跨国公司受政治和舆论压力，改变供应渠道，被迫选择更贵的从而放弃特定市场的低价产品，导致产品价格上涨。总之，保护主义抑制了全球贸易发展，削弱了专业化分工，降低了生产效率，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的大敌、通胀的“病根”。

2017年特朗普任美国总统后，坚持美国优先，高举保护主义大旗，全球化遭遇逆流。特别是对我极限施压，大搞贸易摩擦。2021年初，属于建制派的拜登上台后，为扭转抗疫失败、国会骚乱中失去的“美式民主”形象，重修“民主灯塔”、重归“多边主义”。然而，拜登选择性的带有“民主标签”的多边主义，实质上加速了保护主义的趋势。拜登在强化“五眼联盟”的基础上，又宣布与英国、澳大利亚成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联盟，不断强化美国的“印太战略”，在政治军事上围堵我国。拜登政府继续在经济上对我极限施压，扩大实体清单，特别是针对高科技企业。全球芯片危机就是典型的人为导致短缺的例子。西方媒体还炮制“新疆棉花”事件，就是打压我国经济、阻断我国纺织品产业链的典型。总之，美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不计成本地强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并为转移国内矛盾极力寻找他国作为“替罪羊”，使得经济让位于政治正确，表现为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且这种成本增长具有粘性，难以消除并逐渐积累，终于在2021年爆发出来。

其次，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疫苗“鸿沟”，抗疫没有成为全球合作的契机，反而暴露了世界治理体系的不足、加深了保护主义的沟壑、助推了通胀的蔓延。美西方一些国家抛弃合作理念，从病毒政治溯源到奉行“疫苗民族主义”，将政治利益放在人类生命健康之上。2021年初，美国率先研制成功新冠疫苗，并投入大规模生产和接种。然而，新冠疫苗的囤积和分配不均暴露出的“疫苗民族主义”，使得西方与其他国家的“信任鸿沟”继续扩大。西方在销毁过期疫苗，而贫穷国家却一剂难求，经济复苏和防疫政策的步调差异使得全球供应链运转失序，不断推升商品成本。从贸易的角度看，疫苗接种不平等的影响更为显著，迫使一些国家不得不抱团取暖，加速改变了贸易流向。截止3月，我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约22亿剂新冠肺炎疫苗，成为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东盟也连续两年取代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

第三，俄乌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制裁和反制裁的斗争，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对通胀的推升作用不可低估。上世纪70-80年代，中东地缘政治矛盾不断积累，石油危机爆发，是西方陷入滞胀泥潭的根源。今年2月爆发的俄乌战事，是北约不断东扩、压缩俄罗斯地缘政治空间、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拱火”的结果。这可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俄乌矛盾的演变可能成为全球政治势力重新划分的分水岭，重塑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俄乌是能源、农产品和金属等大宗商品的重要出口国家，一些国家对俄乌粮食和能源依赖性很强。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和俄反制裁的斗争，已经蔓延这些领域，且有继续加剧的趋势。俄乌战事对全球经济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已经显现，特别是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令人担忧。

第四，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通胀“添火”。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美联储紧急降息到零，并开启“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被媒体形容为“开直升机撒钱”。从2020年2月末至2022年3月末，美联储总资产规模由4.21万亿美元迅速扩张至近9万亿美元，两年时间累计增长了1倍多。有人认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本轮大通胀的主要原因。而我们研究认为这轮通胀的根源是保护主义，宽流动性只是放大了通胀的幅度和速度。首先，通胀通常被认为是货币现象，但根本上还是反映商品的供求关系，疫情降低了供给、“撒钱”扩大了需求，供需矛盾加剧导致物价上涨。其次，该结论不能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情况，当时美国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伴随着低物价，也不能解释日本宽松货币政策下持续20年的长期通缩。所以，宽松货币是通胀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

需关注的是，华尔街和西方大企业是通胀的主要受益者。首先，从流动性释放的流向看，多数进入了资本市场，华尔街投机炒作的子弹充足，推高商品期货等金融市场价格。例如，在全球疫情继续蔓延的情况下，去年铁矿石价格涨到每吨237美元的历史新高。今年3月，西方机构逼空伦镍期货，价格飙升到每吨10万美元，迫使交易暂停。其次，疫情以来，全球物流梗阻、运费暴涨、芯片稀缺、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等问题接连出现，西方大企业却在利用垄断和资源优势获取暴利。国际知名石油公司、四大矿商、四大粮商、几大海运和贸易商，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巨头，利润都在暴涨。如，2021年高盛、嘉能可分别净赚216亿、213亿美元，均创历史记录。可以说，华尔街和西方大企业利用垄断优势，把危机带来的价格暴涨变成获利的良机。这种不当得利，放大了供应的不足，暴露了供应链的脆弱性，加剧了通胀水平。

综上，此轮全球大通胀的根源是美国保护主义政策。美国政客裹挟民意举起保护主义大旗，贸易战是起点，疫情和地缘冲突是催化剂，宽松货币政策为通胀提供了充足的“子弹”，华尔街和西方大企业推波助澜获取通胀暴利，这些因素都围绕着保护主义主线，共同推高物价水平。保护主义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破坏，在疫情和战争等突发事件冲击下彻底暴露出来，而流动性放大了供需矛盾。俄乌战事作为突发因素，加剧了通胀的速度和幅度。可以说，本轮国际大通胀是人为导致的，美国正是此轮通胀的始作俑者。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最近的民调显示，面对美国40年来最严重通胀，38%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是通胀的主要原因，其次是疫情（28%）、公司提价（23%），俄乌战事仅占6%。近两届美国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就是转向保护主义，表明美国民众作为通胀的受害者，还是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三、预计全球通胀将持续较长时间

总体来看，未来几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继续蔓延，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制约因素增多，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产业链供应链在紊乱中继续重构，俄乌战事带来的粮食和能源价格高企可能更为持久。预计本轮大通胀还会持续较长时间，明年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的CPI才可能有明显的回落。

首先，美联储加息维护了美国和华尔街利益，对通胀却“药不对症”，短期难以见效。3月16日，美联储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25个基点，标志着货币政策从极限宽松开始转向。5月4日继续加息50个基点，并计划从6月份开始实施缩表，预计在年底前利率会提升到2.5%左右。从短期市场反应看，货币政策转向对金融市场影响较大，波动加剧。美元快速升值，4月涨幅近5%，为2012年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由于汇率是一个“以邻为壑”的变量，美元升值有利于资金回流和美国金融市场，对美国民众来说进口商品更为便宜，会减缓美国长期通胀压力。从实际效果看，升息会将美国通胀的压力转向国外，由全球为美国通胀买单。

我们认为，美联储升息是借防通胀之名，本质仍是促使资金回流，维护美国经济和美元霸权。当前，美国国内股市、债市、房地产市场都处于高位。即使通胀较为温和，美国也需要升息、美元升值来促使资金回流，帮助美联储缩表，减轻金融市场下行压力。一个动荡、分裂的欧元区市场，更会凸显美国市场和美元的优势地位。也就是说，美联储重祭“美元升值”大杀器，收割全世界羊毛，升息不仅让全球为美国通胀买单，还要为美国金融市场积累的风险买单。

近期美国升息节奏可能较为激进，将放大外溢风险。高盛认为，美联储需要快速升息到3-3.25％才能为通胀降温。这意味着，一年内多次升息50个基点。历史上看，美联储一次升息50个基点还在22年前，一年多次升息50个基点还要追溯到1994年。由于激进加息不能对生产和供应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药不对症”反而会带来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加大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放大风险外溢效应，对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降低通胀预期带来新的难题。

其次，美欧继续“拱火”，俄乌矛盾持续激化，能源和粮食价格维持高位，推高长期通胀压力。俄乌战事爆发后，美欧对俄制裁不断加码，扩大为乌克兰提供的资金和武器装备规模，试图武装乌克兰将俄罗斯拖入战争的泥潭，而不是呼吁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俄罗斯的反制裁措施已经冲击粮食和能源领域，然而欧洲不顾对俄能源依赖的现实，紧跟美国继续“拱火”。预计俄乌战事影响短期难以消除，地缘政治风险长期化。

俄乌战事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整体价格水平大幅上升。中长期看，地缘政治冲突将对俄乌出口产生实质性的破坏，导致疫情以来的全球大宗商品供应紧张问题进一步加剧，价格水平可能再上一个台阶，成为推升全球通胀的新因素。预计在俄乌矛盾未显著缓解之前，粮食和能源价格将维持高位。特别是对俄乌粮食能源依赖程度较高的欧洲国家，通胀压力可能进一步上升。最近，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也表示，加息不能降低能源价格，冲突带来新的通胀趋势正在加大经济痛苦。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继续泛滥，供应链风险溢价还在扩大。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即使美国经济因保护主义受损，依然继续并扩大保护主义政策。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统计，2018年至2019年，美国为中美经贸摩擦付出的经济成本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5%，约合1080亿美元，同时美国还损失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另有研究认为，美国提高关税实际上增加了其国内消费者的负担，每个普通美国家庭每年多支出1200美元。今年3月初，美国政府正式颁布一项新规，将联邦政府采购的“美国货”本土零部件占比从目前的55%提高至75%，并为关键零部件制定新的“价格优惠”政策，包括半导体、关键药物成分、先进电池等。该政策的核心是推动制造业回流，保护主义色彩浓厚，不利于推动市场竞争，推高了美国政府采购成本和通胀水平。此外，美国商务部正对中国太阳能设备制造商的关税问题展开调查。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方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将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造成干扰和破坏，最后只会反噬自己，损害自身利益。

第四，美国选举政治使得通胀成为党派纷争的工具。目前，美国民主党人占据着总统职位，并以微弱优势控制着国会两院，因此今年中期选举就显得非常重要，而通胀有可能成为党派纷争、争夺选票的胜负手。可以说，为了选票，通胀只是拉选票的工具，而不是需要解决的事。俄乌战事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再度攀升，带动美国能源价格上涨，并连续13个月成为推升美国CPI的首要因素。4月初，美国联合国际能源署合计释放2.4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约合133万桶/日，这一规模史前无例，试图平抑油价。这个释放规模与国际能源署预测的俄罗斯每日300万桶产量下降相比，仍相差167万桶/日。因此，短期油价仍将受俄乌局势影响保持高位，也不会对中长期油价有太大影响。显然，缓和俄乌战事才是降油价最有效的手段，但美国政府并没有采用。相反，拜登政府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说事，把通胀问题“甩锅”俄罗斯，并利用外部冲突吸引选民注意力，减轻对通胀的关注，争夺选票。

四、几点建议

我们认为，这轮全球大通胀，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逆流是隐藏的主因，是主要因素，其它因素是显性的、次要的。因此，摒弃贸易保护主义思维，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尤其是大国要负起大国责任，全球通力合作才能遏制通胀趋势。我们既要坚定树立和保护主义斗争胜利的信心，又要立足国内新发展阶段，高举合作共赢旗帜，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几点建议如下：

（一）加强舆论宣传引导，讲清全球通胀根源。本轮国际通胀高企，相当一部分人将其归因于流动性泛滥。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通胀将随着美国升息而平息。然而事实如此吗？我们并不这样认为。这轮通胀完全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坚持保护主义、扰乱全球供应链、对内治理失序、对外挑事霸凌造成的。我们要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对通胀问题刨根溯源，厘清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把这轮通胀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手造成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让民众听明白。

（二）进一步强化防范输入性通胀的“防火墙”建设。全球通胀使得今年国内保供稳价压力增大，就是大势、大事，就是谋全局的工作。输入性通胀主要体现国内粮价上涨预期、油气等进口资源价格向终端消费价格传导等方面。从国内物价结构上看，CPI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食品，PPI主要是“三黑一色”。我国粮食产量连创新高，猪肉价格处于低位，煤炭价格启动了区间调控机制，油气价格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有管理的传导机制，铁矿石和有色金属价格高位回落，我们是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继续保持物价的平稳运行。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保供稳价工作既要高度重视，又要切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建议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价格传导的“防火墙”建设。对可能受到冲击的行业和商品价格，分类施策，将输入性影响降到最低。

（三）价格预期管理要灵活有度，防患于未然，为保供稳价营造良好氛围。由于价格预期有自我实现的特点，预期管理就是为了阻止或改变未来某种不想看到的价格情况发生。价格预期是什么？价格预期怎么管？这两个问题都答对了，才是成功的价格预期管理，因此工作难度很大。建议价格预期管理要着力在“未发”，要有预见性、前瞻性，手段措施要灵活多样，力度要适当，防范预期强化或自我实现。

（四）做好长期应对准备，扩大产能和物资储备，提高防范“黑天鹅”、“灰犀牛”的能力。俄乌战事爆发后，西方试图将俄打成孤岛的制裁措施，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底线。这再一次提醒我们：不仅要看对方说什么，而且要看做什么，不能将对方想的太好，要做好长期充分准备。当前，建议重点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是强化国家层面应对危机的政策统筹，危机预防措施要管用，主动干预措施要见效；二是适当扩大原油、天然气、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商品的储备规模，提高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能力。

（五）大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逐步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现行全球供应链的形成是西方国家长期投资和贸易的结果，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居于主导地位，天然有利于西方经济体。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既要“强链补链”降低脆弱性，又要建立自己的“朋友圈”，重点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增强供应链稳定性，逐步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一是深入推进行业战略重组，提高宏观调控的能力；二是通过技术创新增强国际竞争力，形成和强化实体经济稳健运行的实力；三是建立海外资源供应基地，突出上下游一体化，延长产业链的长度和深度；四是对处在供应链核心节点的企业，要加大金融和平台建设的政策扶持。

（价格监测中心 卢延纯 赵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