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成员、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电力处处长刘琼
摘要:2月7日,武汉“封城”的第16天,已经没有高铁可以抵汉。刘琼一行人乘坐的这趟列车,也是经过多方协调后,短暂地经停武汉站。“在高铁上哪有什么时间焦虑或者担心,当时已经连续好多天,每天只睡不到4小时,上车后没多久就沉沉睡去了。”刘琼回忆说,
中国发展网 据国家发改委官网消息,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漫长冬日积蓄的生命力,终于为烂漫的春日献上了最好的礼物。这一天,是刘琼来武汉的第60天。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切身感受到‘封城’后,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那种挥之不去的阴霾。”刘琼不时会想起,初到武汉时,那些晴好而又阴郁的日子。“整座城市就像睡着了一样。大家拼尽全力守护着她,每个人都是一束微光,微光汇聚微光,最终驱散阴霾。”刘琼,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电力处处长。从1月27日开始,在京的刘琼就开始投入紧张的物资供应保障工作,办公室里的行军床是他累了“充电”的地方。“当时,前线的医用防护物资最紧缺。委领导要求,在保障好生活物资供应的同时,全力以赴帮助医疗物资生产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增产扩能。”2月7日,连续多日跟踪防护服生产情况的刘琼,受命前往武汉,驰援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物资保障组的工作。“匆忙回家收拾行李,怕老人担心,便谎称自己继续睡办公室,回来拿点换洗衣物。”聊起出发前的“蹑手蹑脚”,刘琼莞尔而笑。“大概过了一个月,老人也猜到我来武汉了。我跟他们报平安,说前后做过两次核酸检测,一切正常,现在他们都放心了。”
“政府收储,企业尽管开足马力生产”
经过2个多月的全力抗击,目前,我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已经基本阻断。3月31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在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称,4万多名援鄂医务人员无一人感染,最令人欣慰。“零感染”的背后,离不开医务人员严格落实防控措施,也离不开前线医疗物资统一调配和供应保障。“医护救病人,我们的工作是保护‘救人的人’。”这是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物资保障组组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连维良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武汉“封城”初期,确诊、疑似等数字高位持续增长,前线医疗物资供需之间的巨大缺口,让人“揪心”。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的部署,春节期间,经济运行调节局成立工作小分队,对国内医用防护物资情况进行了“摸底”。刘琼发现,一方面,是医用防护物资储备和产能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企业正值春节放假,复工复产也困难重重。根据“摸底”的结果,储备方面,国家储备医用防护服只有1.5万件。产能方面,防护服的日产能只有8万件,其中,符合国标只有3万件;N95口罩日产能不足10万只。受春节因素的影响,企业员工都放假回家,很多企业很难招回工人。防护物资生产企业、原辅材料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都在春节前清空库存、没有备品备货、停止接单。“1月29日,全国防护服的日产量只有7000件~8000件,而当时仅武汉每天就需要10万件以上。”刘琼坦言,医用防护服、N95口罩等关键防护物资的短缺,成为当时医疗资源的突出“卡点”,严重制约医务人员对患者开展有效救治,也制约对各类病人的筛查和检测。“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何立峰和党组成员、副主任连维良的指示,我们迅速和有关省市发展改革委采取措施,全力以赴帮助医疗物资生产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刘琼说,国内防护服有两大生产基地,一个在河南长垣,一个在湖北仙桃,这两大基地的防护服产量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大年初四,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红就直接去河南长垣,协调防护服企业复工复产。”如何找到更多的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尽快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刘琼介绍说,“我们和产业司对接,找到国家药监局通过注册的企业目录名单。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经济运行调节局局长李云卿发动全国运行系统,在电网公司提供的疫情防控重点保供企业名单中,初步摸排出8000多家企业。”委内的其他司局也根据分工,迅速行动起来。刘琼告诉中国改革报、改革网记者,财金司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复工流动资金短缺问题;就业司郭启民副司长帮助协调解决工人返岗难、熟练工人少等问题;投资司副司长吕文斌、产业司二级巡视员皮建华分别带队,现场协调解决天津泰达、山东俊富的原辅材料供应。体改司、产业司、经贸司等都负责联系部分重点省份。针对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的难点和痛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6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其技术改造,第一批主要是支持防护服生产企业,第二批支持口罩生产企业等。紧接着,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又连续出台低息贷款、财政贴息和政府收储三份文件,鼓励企业增产增供和扩能转产。2月3日,连维良副主任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提出,“疫情过后,富余的产量,政府将收储。只要符合标准,企业可以开足马力生产。”刘琼认为,在当时做出政府收储这一决策“很有魄力”,极大地解除了企业的后顾之忧。2月6日~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起草《关于发挥政府储备作用支持应对疫情紧缺物资增产增供的通知》,抓紧会签财政部、工信部;同时,会签了财政部起草的《关于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财政资金支持的紧急通知》,几个文件一并上报国务院。“李云卿局长、我和处里王海龙连续一周都没有回家。忙完文件的起草工作,我就接到前往武汉的命令。”2月7日晚,刘琼一行人从北京西站乘坐高铁前往此次疫情的重灾区。当天同时踏上赴汉列车的,有连维良副主任,体改司副司长万劲松、评督司副司长吴君杨、办公厅副处长吴丕达等同志。
“来武汉后,每天都在诠释‘千方百计’”
2月7日,武汉“封城”的第16天,已经没有高铁可以抵汉。刘琼一行人乘坐的这趟列车,也是经过多方协调后,短暂地经停武汉站。“在高铁上哪有什么时间焦虑或者担心,当时已经连续好多天,每天只睡不到4小时,上车后没多久就沉沉睡去了。”刘琼回忆说,当天晚上11点多醒来后,看到连维良副主任发的信息,在车上又汇报了去前线开展物资保供工作的准备情况。“你一定想不到,到前线后,我们唯一不用担心的就是N95医用口罩的供应调配。”刘琼说,“国家的统筹调度和委里的强大支持是我们的坚强后盾。”1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接到国务院命令,负责N95医用口罩调拨,随即扩大到全部医用口罩。按照何立峰主任的要求,委里很快就成立了工作专班,委副秘书长赵辰昕牵头,评督司、产业司、运行局、社会司等多个司局参与,建立统一管理统一调配机制,集中全国各渠道的资源,优先保湖北、保武汉。为了打好后勤保障战,中央赴湖北指导组与湖北省、武汉市建立物资保障每日对接机制,每日调度,每日跟踪落实情况,每日解决个案问题,迅速扭转了医用物资保障的被动局面。刘琼梳理出这样一条“时间线”——最开始,在医用防护物资总量不足的情况下,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物资保障组每天统筹各渠道货源数量,细化分配方案,重点集中资源保障在前线的医护人员,保证各医院当日需求不断档;到2月17日,就基本实现“紧平衡”,也就是“一天保一天”;到2月26日,已经基本实现“保3天”,即医院和各市州防护物资库存超过3天用量。每天的对接、调度、落实情况都要迅速形成日报信息,经保障组、省市指挥部三方4位领导签字,报送中央指导组和相关部门领导,一天都不落。“来武汉后,大家每天都在用行动诠释什么叫‘千方百计’。”刘琼回忆说,加入物资保障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不在注册范围内企业生产防护服的资质。他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具备防护服生产资质的企业只有60多家,而真正从事防护服生产的仅30来家。2月8日,刘琼发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药监局,请他们协助安排工作人员前往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协调扩大企业生产资质。让他感到振奋的是,各部门形成系统合力,最大限度压缩审批时间,快速释放产能。截至3月22日,全国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生产企业数增至265家,医用防护口罩生产企业数增至137家,医用外科口罩生产企业数增至426家,一次性医用口罩生产企业数增至615家。疫情暴发初期,防护服供不应求,企业复产增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时,得知很多医护人员为了节约防护服,工作时不敢喝水、不敢吃水分太多的食物,觉得很心酸,同时也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刘琼说,为保证防护服供应,一方面,集中全国各渠道的资源优先保湖北、保武汉;另一方面,组织开展国际采购,利用海关进口信息,直接和货主联系,通过沟通协调,将进口的防护服等转供武汉。他提到,为做好疫情防控进口物资调度工作,海关总署综合司组建工作专班,金海司长亲自参加,对全国进口医疗物资和医疗设备实行24小时监控。“最开始每隔2小时,就跟我们反馈一次报关信息。到后来,每隔6小时向我们提供一次医用防护服进口数量及去向清单。”拿到这个清单,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物资保障组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哪些地区、企业进口量比较大。“非常感动的是,当我们联系这些地区和企业,看能不能从中‘挤出’一部分支援湖北和武汉时,他们都非常支持。这些‘千方百计’调度来的、或许并不大的增量,对满足当时急需防护服起到了重要作用。”刘琼告诉记者,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物资保障组通过沟通协调,成功调度9批近20万件运往武汉。其中,上海市、沈阳市政府分别捐赠2万套防护服,三峡集团捐赠5万套防护服,复星集团捐赠1.7万套防护服,国家电网公司捐赠1万套防护服。到3月15日,湖北省内生产已能够保障需求。在此之前,物资保障组累计协调供应医用防护服656.7万件,隔离衣400.8万件,医用N95口罩1263.7万只,医用外科口罩8020.4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3460.5万只,医用隔离眼罩面罩204.6万个。
“超过3天才到的设备,就不要再汇报了”
为了打好后勤保障战,物资保障组构建了“战时机制”。连维良副主任多次强调,要以“救人”为第一目标,以“快”为第一原则。他甚至明确要求,“超过3天才到的设备,就不要再汇报了。”2月24日,医院反映医疗设备不足问题,连维良副主任在当晚对接会上强调“今夜无眠”——当天晚上,必须把现有存货统统配发出去,急需设备必须拿出解决方案,已订货的设备要将到货消息告诉医院,以“到医院”为标准。接到指令后,物资保障组每个成员连夜行动,配发的配发,送货的送货,联系订货的紧急联系,联络员分头对接医院,了解医疗设备物资的数量、型号等需求,分头处理,及时满足医院需求。到2月25日晚,前一天布置的所有工作都取得了明显进展。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当晚开对接会时,连维良副主任说,“今夜有眠,但必须满足八个条件”。于是,物资保障组的成员们又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这也只是物资保障组战时机制的一个缩影。随着疫情的发展,救治设备供需矛盾也在不断变化。对于重症患者来说,呼吸机是至关重要的救命设备。刘琼说,2月上中旬,救治设备需求主要是负压救护车、呼吸机和心电监护仪;到2月下旬,定点医院和各市州提出,要求配备1万余台10种重点医疗设备需求,特别是中央指导组救治组急需大流量无创呼吸机、高流量呼吸湿化治疗仪、体外膜肺氧合机(ECMO)等高端医疗设备。让刘琼历历在目的是,2月20日,武汉提出,需要30台正压呼吸器。从当天晚上11点接到任务,到将设备送至医院,前后只用了17个小时。“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值班室联系航天科技等企业,主动向军队询问,没想到真的有,对方支援5台设备,次日送达。”5台设备远远不够,刘琼又在网上查找生产企业,找到一家南京的生产厂家,名为“泰克曼电子科技公司”。“让我们非常意外和感动的是,这家企业的老总凌晨1点开会,迅速组织生产,中午1点前,就将30台正压呼吸器拼好装箱,在民航和中国邮政的无缝对接下,30套正压呼吸器于下午3点送抵武汉,5点入库,当晚就送到定点医院。”2月22日,武汉市又指定要30台飞利浦V60的大流量无创呼吸机。“要不是这次疫情,我都不知道呼吸机有‘无创’和‘有创’的区分,更不明白需求清单上的V60和其他型号有什么差别。”同组成员吴丕达正好有朋友供职于飞利浦中国公司,继而和飞利浦中国公司负责呼吸机部门负责人孙亮取得联系。“从孙亮那里了解到,飞利浦T100是最新款,也是功能最好最全的大流量无创呼吸机。在他帮助下,从已入关的物资中协调了10台,当晚从上海发出,2月23日下午3点通过中国邮政运抵武汉。”刘琼说。几天后,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救治组再次提出,需要500台大流量呼吸机。物资保障组紧急联系建行、工行等银行,将已采购拟定向捐赠的200台呼吸机转捐给中央指导组,“因为中央指导组救治组最清楚哪里最需要呼吸机”;同时,直接委托国药集团、中国医药健康公司两家央企,再紧急采购一批309台。在海关总署、民航局、国航、中国邮政等通力合作下,509台进口大流量无创呼吸机全程无时滞接力,及时送给中央指导组救治组,为危重病人抢救赢得宝贵时间。除了快速反应机制,连维良副主任还提出超前备货机制,提前组织货源,不等需求。“接下来,大流量呼吸机想买也买不到了。如果当时没有迅速锁定货源,很多危重病人可能无法及时得到医治。”刘琼还透露,所有医疗物资、医疗设备,他都一个一个建立微信群,货源从生产企业,到运输企业,再到采购企业,到入库,最后配送到医院,都有专人全程跟踪落实,拍照作证。2月中下旬,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物资保障组累计供应急需医疗救治设备10余类1万台(套),并提供2000多台设备资源供救治组应急调配。
“‘鄂’醒了,经济社会按下‘重启键’”
到3月底,按收治病患标准,武汉各定点医院和湖北其他各地市的医疗救治设备实现了应配尽配。中央指导组的工作中心也转向春耕生产和企业复工复产,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平稳“重启恢复”。眼下,湖北有步骤、渐进式、科学化的春耕生产正在有序进行。手机上培训,网络中备耕;精细化服务,农资代购上门;分时下地,分散干活……“新式春耕”,不误战“疫”不误春。随着疫情形势向好,湖北及时调整了支持复工复产的一系列措施。对低风险地区限制清单进行了调整,有序放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和资质以上建筑业等;低风险地区企业复工复产无须审批。截至4月4日,全省已复工“四上”企业43,556家,复工率97%;已到岗人员526万人,复岗率74.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岗率86.7%。湖北仙桃是国内生产医用防护物资的重要基地之一。刘琼告诉记者,从3月开始,除了满足省内的防护需求,湖北仙桃已有近12亿元人民币的防护服和医用口罩等产品发往世界各地。湖北一些医疗物资生产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今年年底。3月以来,中央指导组物资组极力帮助打通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障碍,努力恢复交通正常秩序。由于武汉未解封,很多出口物资绕道通过上海、深圳出关,时间成本和运输成本都大大提升了。随着4月8日武汉正式“解封”,企业出口货物在仙桃报关后,可以直接通过武汉的机场运送到国外。作为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湖北省不少农产品产量稳居全国前列甚至首位。在抗“疫”期间,受省内消费降低和省外订单减少的“双重挤压”,湖北多地出现“猪压栏、禽压棚、鱼压塘、菜压田”等农产品滞销的情况。中央指导组物资保障组又有新的使命,帮助推销湖北省应季优质农产品。小龙虾、莲藕、脐橙、茶叶……刘琼在朋友圈里积极为“鄂”货代言。同时,他迅速与经济运行调节局联系,发动委机关、能源央企采购湖北农产品,联系阿里、京东、拼多多和美团“买光湖北货、唱响湖北货、扬名湖北货”,请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等主流媒体大力宣传。近日,“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公益倡议海报发布之后,迅速引爆网络,同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近400座城市86万块屏中播放,引发广泛反响。多个电商平台也踊跃行动,推出“湖北农产品特卖”“抗疫农货”等销售专区,免费为湖北农业企业开通基地直播“带货”。刘琼说,春天来了,“鄂”醒了,湖北人民正在回归往日热气腾腾的生活。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湖北应季农产品网上销售渠道全面打通,地方特色品牌得到大力宣传推广,已从前期的严重滞销转变为产销两旺。3月31日~4月17日,湖北累计销售茶叶3.82万吨,产销率比正常年份同期高出12个百分点;累计销售干香菇2.1万吨,干香菇库存量下降15.5%;累计销售成品小龙虾7.03万吨,其中,4月17日当日销售4697.06吨。在疫情防控不松懈的同时,湖北省经济社会正按下“重启键”和“快进键”。值得一提的是,记者连线采访刘琼的那天,正好是4月4日,家国同悲的庚子清明节。他刚刚参加完武汉的悼念活动——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默哀。“生死面前,再无大事。愿山河无恙,世间相安。”刘琼说,现在每天依旧繁忙,但经历过前期的战时状态,我们现在都是“快乐地工作”。他表示,在武汉的这些日日夜夜,将会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中国改革报、改革网记者 付朝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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