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力洋镇海头村采取多种方式帮助低收入对象增收致富，大力发展“赏花经济”，形成以菊花种植、观赏、采摘、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助推村民共同富裕。图为在海头村的菊花园中游玩赏花的游客。新华社

本报记者 | 荆文娜

“我国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新征程上，如何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之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定不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要在全面准确地认识共同富裕科学内涵基础上，抓住重点，紧扣难点，不断将改革和创新向纵深推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照进现实。

厘清概念：共同富裕需要共同拼搏

2021年，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这个“两个百年”交汇点上，我们瞄准了另一个目标——“共同富裕”。

新时代，我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国832个贫困县、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14亿多中国人民携手迈进全面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突破100万亿元和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这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与此同时，步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表示。时与势，呼唤着采取更多举措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应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一结论可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找到遵循——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

刘旭解释道，习近平总书记从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出发，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包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明确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路径。

著名经济学家、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准确理解共同富裕，还需厘清概念、消除模糊认识。首先，要把握两个基本含义——一是，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二是，共同富裕是有差别的富裕，不是平均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共同富裕是要实现高水平富裕和高度共享。”其次，还需要消除一些理解误区。李实强调，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而非单一物质富裕，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公平分配而非“劫富济贫”，是勤劳致富而非“养懒人”。

共同富裕路子应当怎么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首先需要我们大家通过合力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底座’，通过所有人的共同努力拼搏将‘蛋糕’做大；其次才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李实强调。

“中国产品之所以有竞争力，绝不是‘补’出来、‘保’出来的，而是包括外企在内的各类企业在公平竞争的赛道上一步步拼出来、干出来的。”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5日在大连出席202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外国工商界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在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每一个个体的拼搏都不能少。“我们理解，共同富裕就是要处理好做大蛋糕与分优蛋糕的关系。”“我认为，推动共同富裕需要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加大科技创新从而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我理解的共同富裕，就是如何增加村集体收入。”“我认为共同富裕并不仅是政府提供多少资金，而是只有付出才有收获。”……在此前本报记者的调研采访中，不管是地方“一把手”、企业负责人，又或是村支书和定居中国的外国商人，对共同富裕的理解都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他们的理解看似平实，但却在实践中从多个维度丰满了共同富裕的内涵。

看清重点：在探索实践中改革创新

面对新时代的新矛盾，由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又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深化，从而进一步助推发展，形成合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在一脉相承的制度探索下，十多年时间，改革的耦合效应正在显现。我国在多个方面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13年的57万亿元增加到2023年的126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2.3%提高到18%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由2.81缩小到2.39；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下，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7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同时要看到，促进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还会面临一些困难挑战。”李实表示。

“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项任务的长期性来看，由于各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需要选取部分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刘旭坦言。2021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支持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通过三年实践，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形成了哪些有益借鉴？

李实对此表示，浙江活跃的民营经济在壮大社会财富“底座”的同时，也扩大了就业；科技创新使得数字经济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城乡协同发展使得城乡居民共享发展红利。

在这些经验的背后，是浙江在经历过一系列改革的阵痛后作出的创新之举。

为了“做大蛋糕”，浙江作出重塑产业格局的部署，开展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等，改变传统产业高耗能、高污染、生产效率低的局面。同时还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省首位战略，加快推进“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助推了如效仿人类大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达尔文三代”类脑计算机等新动能的发展。产业的壮大离不开环境的滋养——“5+4”稳进提质政策体系、“8+4”经济政策体系、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2条……在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中，浙江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始终在路上。

为了“分好蛋糕”，浙江紧扣缩小“三大差距”这一改革重点。通过山海协作推动飞地经济模式创新，促进经济薄弱地区与发达地区合作，壮大村集体经济与产业规模，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推动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浙江还深化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坚持公共服务优质共享，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如今的浙江，乡村比城市更令人向往，“村咖”、民宿成为乡村经济的新增量，“共富果”、区域品牌成为农民致富的新路径。

这三年，浙江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通过先行探路，浙江已累计出台“扩中”“提低”“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乡村集成改革、绿色发展财政奖补机制等25个重大改革举措，形成了一批具有引领性的改革方案。浙江通过高质量发展夯实物质基础，以改革创新为共富保驾护航，持续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不断提高精神富有的“能见度”，持续深化共同富裕理念机制。2023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超8万亿元；全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为1.86；26个山区县的地区生产总值全部突破百亿元；“共富工坊”“亩均论英雄”“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等经验向全国推广……

在深化改革基础上，创新的步伐也不曾停歇。就在浙江示范区开启实践一年多后，2022年底，四川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支持攀枝花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的意见》。究竟“试”了什么？据了解，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改革创新，看是否能以改革破局，建立起促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

“在我看来，示范区和试验区具有不同的使命。”李实解释道，示范区是在全国总体制度和政策框架不变的约束下，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创造出可供其他地区学习借鉴的经验。试验区则是为地方推动共同富裕的创新实践进一步松绑，减少制度约束，尝试更多创新做法。

攀枝花市委书记张正红在介绍一年多的实践时，多次提到攀枝花的“创新”。例如，攀枝花创新性地开展了乡村、城区、城乡融合三类共同富裕基本单元打造，已建成“零碳村庄”“幸福邻里”“共富农场”等共富基本单元和场景20余个，初步形成了“工会进村”“村集体+红色资源”“乡村发展公司”“共富工坊”等特色实践，推动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目前，攀枝花全市县（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与最低倍差预计由1.9缩小到1.8，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预计缩小至2.1，低收入家庭占比预计下降2个百分点。

当然，无论示范区还是试验区，都是探索共同富裕的“先行者”，但“先行者”不是“独行者”。在示范区和试验区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对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和学习都在逐渐铺展开来。记者在浙江余杭采访时听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当天已经接待了六波参观团，他们来自四川、广东等全国各地。

展望未来：辨清方向改革不息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要深入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刘旭强调。示范区和试验区在推动共同富裕的探索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可借鉴的经验，对我国其他地方相关工作具有积极意义。下一步，在推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具体应该怎么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表示，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一次分配。樊纲解释说，首先，一次分配，在一定意义上是要素充分利用的激励机制。“谁的贡献大，谁的分配收入多；谁的生产率提高得快，谁的收入更多。更充分地、更好地利用起这些资源、要素，是一次分配最重要的意义，也是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的收入分配环节。”

“现阶段更多还是要瞄准低收入人群，而且很多低收入人群都在农村，农村占的比重非常高。”李实强调，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提低”比“扩中”更重要。“我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占比较低，要想把中间的人群比重扩大，只能是使低收入人群不断提高收入，让他们变成中等收入人群，只有把‘提低’做好了，‘扩中’自然就实现了。”

针对“两步走”的目标，推进共同富裕，2035年和2050年之前还应该分别做些什么？

“实现共同富裕，目前提出了2035目标和2050目标，在两个不同的时间段，要解决的问题和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李实解释说，按照2035年目标，发展还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取向，我国经济还要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不过，在强调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推进更高层次的共享，即要缩小各方面的差距。“以往的战略和政策的导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这一阶段会把发展和共享放到同等的位置来考虑。在2035年之前，能够在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等方面初步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政策体系。在2035年至2050年之间，这个政策体系能够进一步完善并基本形成。”

刘旭表示，下一步，缩小“三大差距”仍然是改革的主攻方向。未来一段时期，缩小地区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区域重大战略的引领带动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础支撑作用，又要发挥区域协作帮扶机制的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作用；缩小城乡差距，要高效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缩小收入差距，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在坚持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更好发挥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调节作用。

此外，刘旭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一方面，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大做优“蛋糕”，确保共同富裕建立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并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向前推进；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共同富裕是“国之大者”，涉及千头万绪、关系千家万户。人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只有紧紧依靠人民，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才能不断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新进展。